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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中国古代科学哲学通史

时间:2023-11-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不过,明清时期对于格物致知问题还有另一路思想家的理解,他们就是罗钦顺、王廷相、吴廷翰、方以智、王夫之等。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思想界对于“格物致知”的理解已经并不居于引领地位。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这样认为,即思想领域对“格物致知”具有“启蒙”意义的提倡这一任务已经基本实现或完成,它已经开始逐渐退出观念的中心位置。

格物致知:中国古代科学哲学通史

经宋元时期的发展,格物致知概念到了明清时期已经十分成熟,并且也成为这一时期涉及科学哲学两大领域的最为重要的概念。

首先来看思想领域。应当看到,明清时期哲学界或思想家对于宋人所提出的“格物”这一问题的理解并不是一样的,其主要是沿两个方向加以发展。

其中之一是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方向的发展。王阳明在格物的认识上继承了陆九渊、陈献章的思想。有关王阳明对格物的认识与理解,最生动的莫过于他格竹子格出病来的故事。据《传习录下》记载:“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说去用?我着实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当初说他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穷格,早夜不得其理。至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王阳明格竹子格出病来的故事表面上是针对理学思想家的,但其实恰恰是王阳明以及当时他这一学派的学者对科学知识不感兴趣的真实写照。事实上,这也的确是相当多热衷于心性道德与齐家治国问题的儒家学者所普遍具有的“通病”,只是它在心学泛滥的环境中尤甚。这样一种态度与科学知识自然无涉。

不过,明清时期对于格物致知问题还有另一路思想家的理解,他们就是罗钦顺、王廷相、吴廷翰、方以智、王夫之等。正是这一路思想家的思想与科学知识保持着不同程度的联系,其中一些非常紧密,并且其也在中国后来的科学与文化发展中具有某种启蒙的意义。如罗钦顺明确指出:“格物之义,当为万物无疑。”并指出:“人之有心,固然亦是一物,然专以格物为格此心,则不可。”(《困知记》附录《答允恕弟》)王廷相则直接指出格物之“物”就是大千世间的物理万事。他说:

格物,《大学》之首事,非通于性命之故,达于天人之化者,不可以易而窥测也。诸士积学待叩久矣,试以物理疑而未释者议之,可乎?天之运,何以机之?地之浮,何以载之?月之光,何以盈缺?山之石,何以欹侧?经星在天,何以不移?海纳百川,何以不溢?吹律何以回暖?悬炭何以测候?夫遂何以得火?方诸何以得水?龟何以知来?猩何以知往?蜥蜴何以为雹?虹霓何以饮涧?何鼠化为鴽,而鴽复为鼠?何蜣蜋化蝉,而蝉不复为蜣蜋?何木焚之而不灰?何草无风而自摇?何金之有辟寒?何水之有温泉?何蜉蝣朝生而暮死?何休留夜明而昼昏?蠲忿忘忧,其感应也何故?引针拾芥,其情性也何居?是皆耳目所及,非骋思于六合之外者,不可习矣而不察也。(《王氏家藏集》卷三〇《策问五》)

王廷相在这里列举了耳目所及的种种格物内容,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到其哲学思考背后的科学依据。与王廷相一样,吴廷翰的论述也反复强调了格物之“物”的重要性和首要性,他说:“致知在格物,格物只是至物为当。盖此物字虽只是理,然说理,学便虚,便无许多条件,所以只说物为有着落,便实,便有许多条件。分明使致知者一一都于物上见得理,才方是实。盖知已是心,致知只求于心,则是虚见虚闻,故必验之于物而得之于心,乃为真知。”(《吉斋漫录》卷下)又说:“格物只是至物,盖吾之知若不至物,则是空知,教人知个甚?正是有一个知,须有个物。‘致知在格物’者,以见致知即是至物,至物乃为致知,吾儒之学之实如此,言知只在物,则不可求知于物之外也。”吴廷翰在这里强调了“格物,只是至物为当”。所谓“理”乃是“物”之“理”,所谓“知”乃是“物”之“知”,一切脱离物的理都是虚理,一切脱离物的知都是空知。(www.xing528.com)

这之中,方以智的思想尤其值得注意。由于方以智既是思想家,也是科学家,因此其不仅必然会重视“格物”的意义,并且对理学与心学的批评也就格外有力。方以智说:

今日文教明备,而穷理见性之家反不能详一物者。言及古者备物致用,物物而宜之之理,则又笑以为迂阔无益,是可笑耳。卑者自便,高者自尊,或舍物以言理,或托空以愚物。学术日裂,物习日变,弁髦礼乐,灭弃图书,其有不坏其心者,但暗与道合而已,偶得物理之一端,则委之于术数者流。安得圣人复起,非体天地之撰,类万物之情,乌得知其故哉!(《物理小识》总论)

方以智在这里明确指出,理学家所谓格物致知其实是“舍物以言理”,而方以智强调:“舍物则理亦无所得矣,又何格哉!”(《物理小识》总论)方以智说这番话显然是有科学知识的深厚底气的。王夫之也因此称赞方以智说:“密翁(方以智)与其公子为质测之学,诚学思兼致之实功。盖格物者,即物以穷理,惟质测为得之。”王夫之同时指出:“若邵康节、蔡西山则立一理以穷物,非格物也。”(《搔首问》)这也是王夫之从知识的角度来思考和解释“格物”与“穷理”问题的最经典的论述,它不仅肯定了方以智格物穷理的正确方向,表达了对方以智的支持,也对理学在格物穷理问题上的错误认识给予了批评。

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思想界对于“格物致知”的理解已经并不居于引领地位。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这样认为,即思想领域对“格物致知”具有“启蒙”意义的提倡这一任务已经基本实现或完成,它已经开始逐渐退出观念的中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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