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关系与人力的重要性-中国哲学通史中的明清时期

天人关系问题依旧是这一时期的一个基本问题。并且总体而言,明清时期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愈趋合理。具体来说,明清时期有关天人关系问题的思考实际可归为两个对应的方面,即顺应自然还是改变自然,也可以称作“顺天”还是“胜天”。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科学活动中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更加突出,也更加有启发性。

顺应自然或“顺天”的思想原本就有十分成熟的概念,即“因”或“宜”,这可以说是非常传统的观念与思想。明清时期对于这样一种观念或思想仍有相当的保留。例如在地理学中,清人孙兰在《柳庭舆地隅说》中的“因地制流”思想,其中讲“因地制流,似乎权在于地,不在于流”(《柳庭舆地隅说》卷上)。还有植物学,如清人陈淏子在《花镜》中讲:“余素性嗜花,家园数亩,除书屋讲堂、月榭茶寮之外,遍地皆花竹药苗。凡植之而荣者,即纪其何以荣;植之而瘁者,必究其何以瘁。宜阴宜阳,喜燥喜湿,当瘠当肥,无一不顺其性情而朝夕体验之。”(《课花大略》)这同样表达了顺应自然的思想。而医学活动中更是大量保存着这种古老的思想,这里不再详细考察。

不过,与此相反,明清时期强调人力、强调人为的思想显然更加突出起来,尤其是“人定胜天”的思想或口号的明确提出。对此,我们在前面农学与生物学思想中已经有过考察,例如丘浚说:“人力之至,亦或可以胜天。”(《大学衍义补》卷一四)马一龙说:“力足以胜天矣。”(《农说》)吕坤说:“人定真足胜天。”(《呻吟语摘》卷上)

在这之中,徐光启的破除风土说与强调人力的思想尤其值得我们关注。中国传统农学十分重视地宜与风土,这实际既有知识的原因,也有迷信的因素。徐光启经过大量的观察和调查,提出了对地宜与风土理论的质疑。在徐光启看来,“若谓土地所宜,一定不易,此则必无之理。”(《农政全书》卷二《农本》)其以果树的园艺栽培为例,“果若尽力树艺,殆无不可宜者。就令不宜,或是天时未合,人力未至耳。”“若荔枝龙眼不能逾岭,橘柚橙柑不能过淮,他若兰茉莉之类,亦千百中之一二。”(《农政全书》卷二《农本》)徐光启的观点概括起来就是说,在园艺技术中,因宜原则是可以突破的。这一质疑对于破除由土宜说所造成的迷信无疑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此外徐光启还强调指出:

余谓风土不宜,或百中间有一二,其他美种不能彼此相通者,正坐懒慢耳。(《农政全书》卷二五《树艺》)(www.xing528.com)

也就是说,“风土不宜”其实往往只是“懒慢”的借口,所以徐光启强调指出:

余故深排风土之论。(《农政全书》卷二五《树艺》)

而与此相关,徐光启又强调人力。徐光启十分赞同丘浚的观点:“土性虽有宜不宜,人力亦有至不至,人力之至,或亦可以回天,况地乎!”(《农政全书》卷二五《树艺》)如前所见,强调人力是明清时期科学界的普遍思潮,尤其是“人定胜天”的思想已明确提出。而徐光启强调人力的思想是这一普遍性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意义就在于对人的能动作用有了十分自觉的认识,并且这一认识又是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实践基础之上的。

应当说,这样一种重视人力思想的提出,既有科学的原因,即表明人在某些知识领域如农学、植物学等领域的控制能力大大增强,同时也应当有哲学思想的因素,也即同时期心学的影响。当然,作为观念与思想,这也是魏晋南北朝以来不断发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