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学思潮的兴起及其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明清之际的学者也极力想创立一种有别于理学和心学的新的风气。尤其是在经世致用思想的提倡方面,从明代后期起思想家对此给予了普遍的关注,而这也正是实学思潮的兴起。

据葛荣晋的研究,中国所谓实学,实际上起始于北宋时期的“实体达用之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学派和不同的学者那里,实学思想可能有所不同,或偏重于“实体”,或偏重于“达用”,或二者兼而有之。实学思想从产生、发展到结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北宋至明中叶,这是实学的产生与早期发展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从明中叶到清乾嘉时期,这是实学思想发展的鼎盛时期;第三个时期是在清道光咸丰到同治光绪年间,这是古代实学向近代新学的转型时期。实学具体有两层含义:一曰“经世之学”,这是实学的基本内涵,也可视作实学的主流与核心;二曰“实测之学”,尤其是随着西学东渐,在科学领域开创了重实践、重验证、重实测的时代新风。(8)

不过,我们在这里主要将实学思潮放在明代及明清之际的时代背景中来加以看待,这也大抵就是葛荣晋所说的实学发展的鼎盛时期的状况。在这一时期,有相当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实学问题。如明初薛瑄明确主张:“读圣贤之书,句句字字见有的实用处,方为实学。若徒取以为口耳文词之资,非实学也。”(《读书续录》卷三)东林学派的高攀龙说:“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此士大夫实念也。居庙堂之上,无事不为吾君;处江湖之远,随事必为吾民,此士大夫实事也。”(《高子遗书》卷八《答朱平涵》)如果说高攀龙还有更多传统的痕迹的话,那么王廷相、朱之瑜、颜元等人的看法则更具有时代的特点,如王廷相说:“学者读书”应“务期以治事为本,而为有用之学”(《浚川公移集》卷三《督学四川条约》)。朱之瑜说:“为学当有实功,有实用。”(《朱舜水集》卷一一《答小宅生顺问》)颜元说:“实学不明,言虽精,书虽备,于世何功!于道何补!”(《存学编》卷三)而阮元则结合实学批评明代性命之学说:“自明季空谈性命,不务实学,而此业(指天文算学)遂微。”(《畴人传·利玛窦传》)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到经世致用观念与思想对那个时代学者的深刻影响。

而同一时期科学家的看法可能对于“实”或“用”的理解还要更切近些。例如吕坤说:

天下万事万物,皆要求个实用。(《呻吟语·治道》)(www.xing528.com)

又王征在《远西奇器图说》序中说:“学原不问精粗,总期有济于世。”故而:

所录者虽属技艺末务,而实有益于民生日用、国家兴作,甚急也。

特别是徐光启,其强调:“方今事势,实须真才。真才必须实学。一切用世之事,深宜究心。”(《徐光启集》卷一〇《与胡季仍比部》)徐光启又因此十分赞赏利玛窦等传播西学,他说:“其实心、实行、实学,诚信于士大夫也。”(《徐光启集》卷二《泰西水法》序)徐光启的思想将在下面作专门介绍。此外再如清初潘耒在为梅文鼎论著作序时说:“古之君子不为无用之学。六艺次乎德行,皆实学足以经世者。”(《梅氏丛书辑要·方程论》序)我们应当知道这时的不少科学家实际已经接触到了先进的西方知识和器物,因此其所言实学较之思想家更为具体,更有针对性。(9)

实学思潮的兴起意义重大,其与格物思想相互支持、相互辅助,一同成为中国自明清至近代最具活力的观念,为中国传统思想向近代的转型提供了重要的话语线索。如果说格物思想主要侧重于知识领域,那么实学思想则更偏向实业,其在日后直接成为中国近代经济与工业的观念或思想基础。而就实学思潮来说,西学东渐这一背景又尤为重要,事实上,在徐光启之前,实学思想的确多是“思想”的,而在徐光启之后,其才真正从“思想”走向“现实”,并且这是与西方先进文明接轨的“现实”。我们由此可以清楚明清以后尤其是日后近代实学与西学东渐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这无疑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存在决定意识的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