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医学思想：温病学说的发展

在明清时期的医药学知识中,也仍然可以看到传统哲学的影响及其内容。并且医学也成为这一时期具有总结性意义的代表性学科。

明清两代,温病学说创立并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这是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医学思想成果,其中尤以明代吴有性最为重要。崇祯十四年(1641),山东、河南、河北、浙江等地瘟疫流行,许多医家“误以伤寒法治之”,致“枉死者不可胜计”。吴有性有感于时医“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书,原无明论”,病人“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不死于医,乃死于圣经之遗亡也”。(《瘟疫论》自序)决心对瘟疫做深入研究。其最终写成《瘟疫论》二卷,补遗一卷,为温病即瘟疫学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瘟疫论》并非系统之著,但吴有性对瘟疫的起因、传染途径以及治疗方法都作了论述。例如其反驳历来以为瘟疫是“非时之气”(风、寒、暑、湿、热、火六气)所致,指出瘟疫不同于伤寒,非六气所致,而是由于疠气或杂气所致,由此使得对于传染性疾病的认识大大深入。而这其中尤值得注意的是,吴有性在创立温病学说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怀疑与批判精神,如前所见,这样一种精神在宋元时期已经蔚然成风。

就科学思想与哲学思想而言,这一时期的医学著作亦有体现。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这一时期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医药学著作,其最为突出的成就是采用了更加先进的药物学分类法,厘定了我国药物分类的标准体例。在科学方法上,李时珍提供了“博采实考”的方法,这不仅强调了实践经验的重要性,而且赋予试验、验证以更加重要的地位,这显然也是宋代以来类似方法及精神的延续。就医学与哲学的关系而言,李时珍在其思想论述中也时有接触,这里可以其对“变”、“宜”问题的思考为例作一番考察。我们知道,医疗活动中的药物药性问题其实非常复杂,中国古代医学一个十分重要的优良传统就是强调用药的具体针对性。而《本草纲目》作为一部总结性的药物学著作对此就有大量涉及,我们看到李时珍在其著述中对于变化和多样性问题有十分独特和深刻的认识。他说:“天地之造化无穷,人物之变化亦无穷。”(《本草纲目·人部·人傀》)这实际强调天人之间在变化问题上的对应性。李时珍的这样一种哲学意义的观点大量体现在其具体的医药学知识中,例如:“虽然月有四时,日有四时,或春得秋病,夏得冬病,神而明之,机而行之,变通权宜,又不可泥一也。”(《本草纲目·序例·四时用药例》)这是讲疾病的发生实际非常复杂,千变万化,如有秋病春得者,也有冬病夏得者,因此用药决不可拘泥于教条。同样,药物的使用也不能概念化,这一思想特别精彩地体现在其有关配伍的理论中,如:“升者引之以咸寒,则沉而直达下焦;沉者引之以酒,则浮而上至颠顶。”(《本草纲目·序例·升降浮沉》)以橘皮为例,“同补药则补,同泻药则泻,同升药则升,同降药则降”(《本草纲目·果部·橘》)。上述医学思想与理论中广泛涉及变化与多样性问题,同时也涉及“常”与“变”的关系问题、涉及与具体性或针对性有关的“宜”思维问题。

不仅李时珍,其他一些医家思想中也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哲学的影响与内容。例如明代医家张介宾(号景岳)对于哲学思想的运用就是十分突出的。其在所著《景岳全书》第一卷第一节即“明理”里面说道:(www.xing528.com)

万事不能外乎理,而医之于理为尤切。散之则理为万象,会之则理归一心。夫医者一心也,病者万象也。

这明显受到宋代程朱理学思想的影响,强调以理入医,以理贯医。张景岳也像宋元时期的医学家那样讨论医易关系,他说:

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而造化万物,人生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骸。《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源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类经附翼·医易义》)

这一观点与刘完素“易教体乎五行八卦,儒教存乎三纲五常,医教要乎五运六气,其门三,其道一”(《素问玄机原病式》序)的观点是十分相似的。还有吴有性,其在解释瘟疫的病因时就说:“六气有限,现在可测;杂气无穷,茫然不可测。”(《瘟疫论·杂气论》)从哲学角度上说,这是对传统“气”论的一个具体发展,并且同时提供了复杂多样性的观点,而《瘟疫论》就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具体成果。此外,清代传统医药学发展虽不及明代水平之高,但传统医学思想的核心以及其中的哲学基础仍是得到完好保存与阐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