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知识与观念背景

我们先来看这一时期的科学背景。

就技术而言,建筑、造船技术在明代都已经达到顶峰。农业、手工业技术也取得相应的发展。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在元代的郭守敬这里已经发展到巅峰,之后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在明代,由于商业的发达,商业数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数学实用化的特征日趋明显。属于物理学的声学在这一时期有重要的进展,朱载堉在前人的基础上发明了十二平均律。医学在这一时期也取得较大的进展,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温病学说的创立。明代以前,医学家对于治疗传染性疾病与非传染性热病的认识,实际上都没有超过《伤寒论》的范围。明清两代,经吴有性等人的努力,温病学说终于得以创立。温病学说的创立,开拓了认识传染性疾病的新的途径,并形成了与伤寒学派认识对立但却并驾齐驱的局面。此外,在明末,诸多总结性科学著作纷纷面世,这包括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总结性科学著作的普遍出现实际也意味着中国古代科学的“终结”。至清代,某些学科如医学虽仍有进展,但总体而言,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已经面临西方科学技术的巨大冲击,并且在天文学、数学以及技术领域,缺口被一个接一个打开。与此同时,在方法上,传统的考据学风也开始逐渐显露出其脱离现实的弱点。至此,中国传统知识的发展已经走到了尽头,换言之,科学技术的发展实际已经完全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局面和阶段。

我们再结合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对这一时期的状况作一个总体的描述。

首先来看明清时期科学与哲学的一些相似点。

明清时期科学与哲学的第一个惊人的相似点是在自身发展的逻辑进程中都步入了总结性的阶段。可以这样说,无论是科学,还是哲学,这一时期所涌现出的大家及其著作都给我们一种“回望”的感觉,因此也就平添了一份“终结”的性质。与此同时,明清的科学与哲学还有另一个惊人的相似点,这就是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两者几乎都是首当其冲。这也表明,文化的冲突首先总是知识与观念的冲突,其中知识是基础层面的,而观念则是核心层面的。这大概是明清时期的科学与哲学在境遇上的相同之处。不过,我们还可以在更为深厚的背景中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

明人是在其前人宋元时期的知识与精神活动中获得现成的资料和财富。这样现成的资料和财富在科学中有天文学、数学以及农学、生物学和医学的巨大成就,在哲学方面则有理学包括心学的登峰造极。因此,明清时期无论是科学还是哲学,许多成果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取得的。这里所说的基础有知识的,有观念的,还有方法的。宋元时期儒家的理学也即哲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就是强调“格物”与“致知”,它是“八条目”中最为基本的内容。这样一个传统有自先秦时起就形成的深厚的哲学根源,也有理学自身对千百年来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其对哲学的意义的深刻认识。应当说这是宋元时期理学或儒家哲学的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也是一个传统,尽管这一传统在当时有着诸多缺陷,但明清时期哲学与科学的根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植栽在这样一个传统的泥壤之中的。

我们看到,在哲学方面,明初的不少学者和士人是恪守程朱理学这一传统的,包括宋濂、刘基、方孝孺、杨士奇、曹端等,至明代末年以后,王夫之、顾炎武、颜元、戴震等人在认识论与方法论方面也很大程度上遵循或恢复(针对心学而言)了这一传统。而相比哲学来说,这样一种传统对于明清时期的科学甚至还更加有意义。事实上,明清时期所取得的大量科学成果,在不同程度上都是有“格物”、“致知”以及“穷理”思想作为观念或认识前提与背景的。像李时珍、朱载堉、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以及更多的科学家或学者往往从小都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的深刻熏陶。他们博览群书,钻研学问,而后几乎又都参加科举考试。虽应试最终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但在此过程中,儒家思想特别是理学中从启蒙教育就开始的一整套完整的与知识相关的认识理论已经深入人心。注意或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宋明理学中“格物”、“致知”思维与观念的基本训练和长期濡养对于这一时期科学成就的深刻意义,甚至是对于所有个体和整个文化的深刻意义。

但是,明清时期科学与哲学活动也有各自的“特点”。(www.xing528.com)

我们看到,明清时期的学者和思想家虽然一方面对前人的知识与思想体系有所继承,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并没有完全继承前人的兴趣和传统,有些方面或有些时候甚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中断了这种兴趣和传统。如明代哲学在陈献章这里就开始发生了变化,其强调静坐对于修养的作用和影响。而这样一种变化终于在王阳明的心学这里走向成熟和导致某种极端,其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导致空疏学风的出现,当然,空疏学风出现的原因也不唯心学,理学的僵化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它是不利于科学或知识活动的。而在科学方面,很重要的一个现象是明人放弃了在宋元时期曾取得巨大成就的天文学和数学领域的研究,这明显是一种“断裂”。这种状况的出现固然有各种外在的和内在的原因,其中也不能排除作为心学空疏学风的泛滥所产生的作用。毫无疑问,这样一些“断裂”并不仅仅只是现象,它会对同时期的知识界与思想界产生深刻的影响。

与此相关,我们看到这一时期的科学与哲学之间一度有很大的游离。这样一种游离在明代真切地达到了某种令人吃惊的状态。一方面是哲学彻底走向心学,而另一方面则是科学更加注重实用的内容。这两者所关心的问题以及所使用的话语显然是不同的。如与先秦、秦汉以及宋代作一对照,我们都明显可以感到那些时期哲学与科学的紧密联系。当然,这并不是说在明清时期的科学与哲学之间没有联系,但其明显因两种不同的话语及背后的兴趣而相互掣肘和割裂。应当看到,明清时期中国知识传统出现明显的停顿或滞后虽与同时期西方知识系统的发力有关,但上述游离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科学与哲学的游离只是当时科学与哲学关系状况的一种表现,事实上就整个历史发展而言,明清时期的中国思想、知识乃至整个文化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这就是西方文明对中国文明的扰动和挑战。从明中叶起,西方传教士就开始进入中国,伴随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西方文化的输入。这其中,科学或知识系统可谓首当其冲。中国的知识系统最先与西方知识系统“遭遇”、“碰撞”或者说是“接战”。而“接战”的结果是,中国知识系统没有几个回合就已经“败下阵来”,而且恰恰是在中国知识系统中最为核心与至上的部分:天文学领域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数学领域。在中国古代天、算、农、医四大知识领域中,这占了两门,并且是最“要命”的两门。这无疑是对中国知识与文化自信心的极大冲击。此后,“危机”迅速蔓延到更为广泛的知识领域,几乎没有多少领域得以保全“身家性命”,并且中国在未来的过程中还将要承受无数次失败的痛苦打击。

这正是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包括科学与思想所面对的局面。而与西方文化的深入接触,尤其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失利”也促使当时一些学者不得不参照西方文化对自己的文化做深刻反思。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徐光启所提出的“责实”、“求精”(《徐光启集》卷一《拟上安边御虏疏》)这样两种观念与思维。其中“实”包括两个方面,分别是实用和实证,前者主要是观念的,而后者则是思维与方法的。徐光启指出中国应将这样两个方面作为当务之急的问题加以解决。而考察表明,明清之际的科学以及明清之际以后的哲学或整个学术活动的确都与徐光启所说的这样两个问题有关,或者说都受到了这样两种观念与思维的深刻影响,由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徐光启的卓识与远见。而这可以说是当时科学活动以及相应的哲学思考的最大特点。

还需要指出或强调的是:明清时期,观念与思维中新的变化是由科学率先提出的,关系文化及社会命运的重大问题也是由科学率先触碰的。知识或科学系统是一个温度计,是它最先感受中国文化与其他文明特别是西方近代文明的交往过程中自身的弱点与缺陷,并且它是那样的“真实”;知识或科学系统也是一个风向标,是它最先感知并指示与先进文明或文化相比中国社会所需要改进的问题及其努力的方向,并且它是那样的“准确”。同时,科学也将它最敏锐、最真切的感受传递或告诉给哲学,正是在此基础上才有中国学术思想的种种变化,才有哲学层面的更为深刻的反思和觉醒。

以下的考察大致分为两个大的板块,从第二节到第五节,主要论述古代科学与哲学及其概念与方法的终结,第六节至第八节,主要论述中西学的接触、碰撞以及在此过程中所产生的新的思想。两大板块或有交叉、重合,这是因为明清时期新旧交替,关系极其错综复杂,但论述将尽量做到完整和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