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这一时期具体、精细化的思维方式是十分明显的,尤其是在宋代。如前面考察所见,在宋代,这种具体、精细化的思维方式是全方位或全景式的,它体现在包括天文学、数学、医学以及生物学在内的科学活动中,也体现在艺术如诗歌、绘画中。这里,我们可以医学这样一个通常被认为经验性较强、整体感较强并且不十分精确的学科为例。如前所述,唐代医学只设四科,到宋代增至九科,而元代更增至十三科。分科的增加或细化无疑体现了思维的具体性。这一时期,解剖学也有了更大的发展,出现了《欧希范五脏图》、《存真图》这样的解剖图,分别对肝、肾、心、腹腔、血管、消化、泌尿、生殖系统等有较详尽的描述,这无疑是精确思维的体现。特别是这时还出现了《洗冤录》这样的法医学著作。《洗冤录》的作者是南宋时期的宋慈。宋慈在《洗冤录》中尤重检验,其讲:“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自序》)又讲:“临时审察,切勿轻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疑难杂说》上)《洗冤录》也广泛外传,已有19种译本。总之可以这样说,具体、精细化的思维方式是宋代文化的普遍精神。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具体、精确的思维方式与“格物”、“穷理”的观念之间也应当存在着某种联系。一方面,“格物”、“穷理”的观念必然会导致更加关心具体事物。科学自不待言,我们应当看到,宋元时期科学技术与思想之所以取得如此杰出的成就就是这样一种关心的必然结果。这其中又尤以生物学最为典型,具体如大量的动植物谱录以及像郑樵辨识鸟兽草木之名这样的工作。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认识,即“格物”、“穷理”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以知识活动的实践作为基础的,是对这样一种实践的反映。
这一时期的怀疑与批判精神在前面沈括的科学思想一节中已有过考察,如沈括对以往漏刻家的批评、对唐代卢肇关于太阳引起潮汐的观点的批驳,此外又如燕肃关于钱塘江潮的不同解释,刘蒙的《菊谱》对历史记载所持的怀疑,朱熹对《禹贡》的怀疑,陈景沂在《全芳备祖》中对“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辩解以及对于所谓“玩物丧志”观点的批评,金元时期医学四大家不拘一格的创造性,郭守敬对以往历法中上元积数观念与方法的彻底废除等等。我们看到,这里面不仅有对他说,也有对历史记载和传统,甚而至于有对经典与主流的观念,所有这些其实都体现了一种怀疑与批判的科学精神。并且,这其中不仅有科学家,也有思想家,广义地说,这是这一时期学者的基本状况。由前面的考察可知,汉代王充就具有强烈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但那是一个个体,而我们在宋元时期所看到的怀疑与批判精神则是普遍的现象。尤为重要的是,这些普遍的怀疑与批判精神又几乎都与科学活动有关。对这其中的意义不可小视。因为这一怀疑与批判精神显然与中国社会历来注重或强调历史和经典的保守传统是背道而驰的。有理由这样说,正是宋元时期建立在科学活动之上的怀疑与批判精神在中国古代过分强调传统和经典的坚固城墙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并且这样一种怀疑与批判精神也在很大程度上赋予或规定了同时代的哲学思想以某种相应的面貌。更推而言之,明代以后思想界的自由风气、启蒙与批判思潮以及再后的学术界对于经典普遍的科学态度又都不同程度地与此相关。(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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