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从科学史以及科学与哲学关系的角度给予朱熹很高的评价。李约瑟称朱熹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综合思想家”(56) 。李约瑟又引修中诚的看法:“朱熹在他的模式中给予‘气’以如此重要的地位,就为在中国强调实体扫清了道路,正如后来莱布尼茨也许是第一个在欧洲为强调‘关系’扫清了道路。”(57) 进而,李约瑟对亚里士多德与朱熹加以比较,并指出:“除了亚里士多德和朱熹在概念上的基本分歧以外,他们的思想在这里是并行不悖的。朱熹以其中世纪的方式肯定理和气的普遍的互相渗透,反映了近代科学的立足点。”③李约瑟还说:“中国的世界图式经过朱熹和理学家们加以系统化之后,它的有机论的性质就通过莱布尼茨(1646—1716)的媒介传入西方的哲学思潮。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它的重要性就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58)
乐爱国就前人有关朱熹这方面的评价做过更多的搜集。在哲学史与思想史方面,如胡适说:“从某些方面来说,朱子本人便是一位科学家。”(59) 钱穆说:“若从现代观念言,朱子言格物,其精神所在,可谓既是属于伦理的,亦可谓是属于科学的。朱子之所谓理,同时即兼包有伦理与科学之两方面。”又说:“以朱子观察力之敏锐,与其想象力之活泼,其于自然科学界之发现,在人类科学史上,亦有其遥遥领先,超出诸人者。”(60) 又从事科学史研究的学者如胡道静说:“朱子对于自然界林林总总的万物之理,亦潜心考察,沉思索解,常有独到之见,能符合科学研究所得出的法则……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有相当成就的自然科学家。”(61) 对此,乐爱国还搜集有更多的材料。(62) (www.xing528.com)
无疑,这些评价都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和准确判断朱熹的科学思想及其地位。我们会发现,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朱熹对于知识的兴趣或研究与沈括对于知识的兴趣或研究其实可能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与同时期许多其他知识活动也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它们其实都体现了一种求知、穷理、怀疑、探索的时代精神。当然,这也有助于我们思考朱熹科学思想与哲学思想的关系,这些科学思想是孤立的吗?是仅仅局限于知识领域的吗?抑或是朱熹整个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其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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