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以四大家为代表的医学与儒学和理学的关系也十分密切,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儒学与医学在济世问题上具有相通性。如据宋吴曾的笔记《能改斋漫录》记载,范仲淹曾言:
大丈夫之于学也,固欲遇神圣之君,得行其道。思天下匹夫匹妇有不被其泽者,若已推而内之沟中。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为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医。果能为良医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民之厄,中以保身长全。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能改斋漫录》卷一三《文正公愿为良医》)
这在后来也被概括为“不为良相,愿为良医”。虽然说吴曾的笔记晚于范仲淹百余年,史家对于上述记载的真实性还存在不同看法,但学者们对于其在历史上的影响仍是普遍承认的,这其中尤其是对医道的重视。(51) 也有学者认为,范仲淹这一观念实际是把医生也当作儒生应当从事的工作,为后来的儒医做了理论上的准备。(52) 而众多医家也认为医学与儒学在德性与知性上具有一致性。例如宋代的寇宗奭说:“普救世人之疾苦,兹盖全圣至德之君,合天地之至仁,接物厚生,大赉天下。”(《本草衍义·序例上》)高保衡等人在校正编辑《金匮要略方论》后所作的序言中也写道:“恭惟主上丕承大统,抚育元元,颁行方书,拯济疾苦,使和气盈溢,而万物莫不尽和矣。”这些都体现了一种仁爱厚生、救人济世的儒医精神。在此影响下,有不少医家视医学与儒学为同门。如刘完素在其《素问玄机原病式》序中说:
易教体乎五行八卦,儒教存乎三纲五常,医教要乎五运六气,其门三,其道一。故相须以用而无相失,盖本教一而已矣。
此外四大家中,张从正将自己的著作叫作《儒门事亲》;朱震亨将自己的著作叫作《格致余论》。从这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医学与儒学的联系。
其次,医学不仅与儒学有着同门的关系,在宋元时期的医家这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当时盛极一时的理学思想的深刻影响。例如宋代的寇宗奭在其《本草衍义》的序言中说:医道就应“知保救之理”,“穷保救之事”。这里的知、穷、理、事等概念几乎就是对理学思想与概念的复制。又如刘完素说:“夫医教者,源自伏羲,流于神农,注于黄帝,行于万世,合于无穷,本乎大道,法乎自然之理。”(《素问玄机原病式》序)这里的道、理无疑都是理学的核心概念。而在诸多概念中,“理”这一概念又显得格外突出。如刘完素讲:
夫圣人之所为,自然合于规矩,无不中其理者也。(《素问玄机原病式》序)(www.xing528.com)
故触类而长之,莫不有自然之理也。(《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卷上)
张从正讲:
司气用寒时,用药者不可以寒药;司气用热时,用药者不可以热药,此常理也。(《儒门事亲》卷二)
李杲讲:
食塞于上,脉绝于下,若不明天地之道,无由达此至理。(《内外伤辨惑论》卷下)
由此,理学之于医学的影响可见一斑。另《易》学在当时的医学中也受到重视。如前所见,刘完素将易、儒、医三教并列,以为其门三,其道一。又张从正讲:“观卦者,视之理也。视者,目之用也。”“颐卦者,养之理也。养者,口之用也。”“口目常动,故风生焉。”(《儒门事亲》卷二)李杲讲:“《易》曰:两仪生四象,乃天地气交,八卦是也。在人则清浊之气皆从脾胃出,荣气荣养于身,乃水谷之气味化之也。”(《脾胃论》卷下)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思想和理论的影响,如王好古在其《阴证略例》中说:“《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而况医乎!”朱震亨在其《格致余论》中说:“古人以医为吾儒格物致知之一事。”这里的格致、中和也都是理学所感兴趣的问题。
通过以上的考察,我们不难看到宋元时期医学与儒学或理学之间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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