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医学思想-中国哲学通史古代科学哲学卷

宋代的医学比唐代的医学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一进步首先反映在医学分科上。唐代设四科,即医、针、按摩和咒禁,宋代增至九科,分别是大方脉(内科)、风科、小方脉(儿科)、眼科、疮肿与折疡、产科、口齿兼咽喉科、针灸科、金镞兼书禁科,元代更增至十三科。分科的细化无疑意味着医学认识的进一步深入。这一时期医学繁荣、医家辈出,如北宋有钱乙、董汲、杨介、庞安时、朱肱、王惟一等,南宋有陈言、许叔微、陈自明、朱端章、李迅、杨士瀛、宋慈等,宋代还有著名药学家苏颂、唐慎微,另苏轼也与沈括合作撰有《苏沈良方》。

医学的繁荣导致了医学思想的活跃。这一时期的医学思想不满足于古法古方,富有创新的精神。如钱乙就不守古法,注重心得,开创出崭新的儿科学;陈自明对以往经验加以批评整理,发展出系统的妇科学;其他如王惟一铸铜人,用于教学实践;许叔微发展脉学,首创用图描绘脉形。而与此相伴的是勇于怀疑和否定前人的经验。如沈括在《苏沈良方》序中说:“《千金》、《肘后》之类,犹多溢言,使人不敢复信。”显然,这里充满了疑古与验证的科学精神,宋元时期的医学活动及思想中多有这种强调疑古、验证的品格,这当是与同时期思想界倡导格物与穷理有关。此外,与唐代相比,鬼神迷信在宋代医学活动中的影响受到限制,这无疑也与儒家理性重新回归有着密切的关系。

宋元时期的医学思想尤以金元四大家最为突出。在金元四大家中,刘完素是开创者。因提出“六气皆从火化”,故其理论被称作“主火论”,又因其对寒凉药物有独到研究也被称为“寒凉派”。其余诸家的理论特点分别是:张从正主“攻邪论”,也作“攻下派”;李杲主“脾胃论”,属“补土派”;朱震亨主“养阴论”,或称“滋阴派”。

刘完素生当金代,为河北河间人。此时宋王朝南迁,北方因受战乱蹂躏,疫疠流行。刘完素多次拒绝金朝招聘,长期行医民间,深受欢迎。刘完素从二十五岁起钻研《素问》,直到六十岁,历时三十五载,精通医理,有《素问玄机原病式》、《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宣明论方》、《伤寒直格》、《三消论》等多种著作。在医学思想上,刘完素特别重视《内经》的五运六气理论。如前章所述,运气学说的流行始于唐王冰补注《素问》的七大论,宋元时期正当此风盛行,故刘完素对运气学说推崇备至。刘完素讲:“医教要乎五运六气。”又讲:“观夫医者,唯以别阴阳虚实,最为枢要。识病之法,以其病气,归于五运六气之化,明可见矣。”并说:“大凡明病,阴阳虚实无越此法。”(《素问玄机原病式》序)就具体医学思想而言,刘完素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中涉及病机病症达九十多种,其中以属火与热的病症为最多,这其中也包括一些属于风、湿、燥的病症。刘完素认为“六气皆从火化”,这是其核心学说,而“主火论”即由此而来。在临床上,刘完素又汲取张仲景《伤寒论》的思想,主张降火去热,并提出一整套应用寒凉药物的办法,也因此被称为“寒凉派”。但无论是“主火说”,还是“寒凉说”,其又都具有辨证论治的基本特征。刘完素的思想之后为张从正所继承。

和刘完素同一时期还有另一位著名医家张元素,是易水学派的创始人,他的著作多散佚,其中最有影响者为《珍珠囊》。张元素之学主要得之于张仲景之传,疗病处方每每效仲景的分经论治,其弟子李杲在《内外伤辨惑论》中曾引张氏语:“仲景药为万世法,号群方之祖,治杂病若神。”但张元素又不拘泥于传统,《金史》记载其平素治病不用古方,自为家法,以为“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金史》卷一三一)。张元素对于脾胃病的治疗有较系统的研究,总结出土实泻之、土虚补之、本湿除之、标湿渗之、胃实泻之、胃虚补之、本热寒之、标热解之等具体治疗原则。以后李杲以脾胃立论,成立“补土派”,正是师承了张元素的学说。(www.xing528.com)

张从正为金代河南考城人,主要著作有《儒门事亲》15卷。张从正医学思想的最突出之处就是强调“攻邪”,其继承和发展了刘完素的医学思想,以刘氏的六气说为基础,认为有风、寒、暑、湿、燥、火六种邪气,并相应地将疾病分为六门。张从正说:“夫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也。或自外而入,或由内而生,皆邪气也。”又说“邪气加诸身,速攻之可也,速去之可也,揽而留之何也?”(《儒门事亲》卷二)此即其“攻邪论”。在具体治则上,使用汗、吐、下三法。三法早见于《内经》和《伤寒论》,但张从正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和发挥。张从正认为:汗法在于解表,因此凡初感风寒邪在皮表者均可用汗法;邪在上脘用吐法,这于其他医家鲜见使用,可谓医法独到;而邪在下焦则用下法,或以为胃脘以下中邪者皆可用下法,而下也就是泻。张从正辩证地看待泻与补之间的关系,以为洁净肠胃实则有真补存焉。由于张从正在三法之中又尤其注重泻下的方法,故后世又称其为“攻下派”。但泻法有一定难度,故为一般医家所慎。也正因为张从正汗、吐、下三法的治疗方式有别于其他医家,乃使得张从正的医学思想与方法见称于当时和后世。

李杲为金代河北真定人,著有《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以及《医学发明》、《兰室秘藏》、《用药法象》、《伤寒会要》等著作。按王好古的说法:“近世论医,有主河间刘氏者,有主易州张氏者。盖张氏用药,依准四时,阴阳升降而增损之。正《内经》‘四气调神之义’。医而不知此,是妄行也。刘氏用药务在推陈致新,不使少有怫郁,正造化新新不停之义。医而不知此,是无术也。”(《此事难知》卷下)而李杲既继承了张元素的思想,也继承了刘完素的思想。李杲十分注重“气”或“元气”,尤其是胃气,以为脾胃居各脏腑之中,由此也形成其“脾胃论”的思想。李杲认为:“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若胃气之本弱,饮食自倍,是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脾胃论·脾胃虚实传变论》)由是,李杲又强调升阳益气,调理脾胃,也因此,其学说又被视作“补土派”。不难看出,李杲的上述思想主要是师承于张元素土虚补之、胃虚补之的思想。与此同时,李杲也继承了刘完素的医学思想,注重内外、虚实的辨证,并非一味求补,而是强调虚者补之,实者泻之,这与张从正的理论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朱震亨是元代浙江义乌人,为刘完素的再传弟子,又旁通张从正、李杲之学,兼收三家之长。其主要著述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本草衍义补遗》、《伤寒论辨》、《丹溪心法》等。受刘完素影响,朱震亨提出“相火论”,认为相火乃生命之动力,但若妄动则为贼邪而致人于病。又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局方发挥》)这一核心思想,主张泻火养阴、补阴求平,“养阴论”、“滋阴派”即由此而来。朱震亨还指出,人至暮年精血俱损,故养阴尤为重要。同时朱震亨也认识到:“天地气化无穷,人身之病亦变化无穷。”以为:“古人以神圣工巧言医,又曰医者意也,以其传授虽的,造诣虽深,临机应变,如对敌之将,操舟之工,自非尽君子随时取中之妙,宁无愧于医乎?”(《局方发挥》)主张辨证施治,不执一端。朱震亨的学术思想在元末明初医学界地位极高,如明代医家方广说:“求其可以为万世法者,张长沙外感,李东垣内伤,刘河间热证,朱丹溪杂病,数者而已。然而丹溪实又贯通乎诸君子,尤号集医道之大成者也。”(《丹溪心法附余》序)以后虽有褒有贬,如张介宾就批评朱震亨“阳有余”之说有片面性,但总的来说,朱震亨的思想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

以上大致是宋元时期主要的医学思想,这些思想虽不能说完善,但的确是富于创造性的,也是充满活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