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学与生物学中的天人关系思想

除农学与生物学知识本身以外,这一时期的农学与生物学也包含了相关的哲学内容,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天人关系。

天人关系问题首先涉及的就是“因”、“宜”问题,前面已经反复指出,这样一个思想是自先秦、秦汉以来一直贯穿于中国农业生产的重要传统。我们看到,陈旉与王祯的农学思想中都包含了这样一个重要的内容。

陈旉明确地继承了中国农学与哲学中有关“宜”的思想,其所著《农书》上卷十二篇均围绕“宜”来展开,如《耕耨之宜》、《天时之宜》、《粪田之宜》等等。如陈旉讲:“耕耨之先后迟速,各有宜也。”(《农书·耕耨之宜》)陈旉还从更为一般的意义来谈因宜问题,例如:“万物因时受气,因气发生。”(《农书·天时之宜》)

王祯同样继承了“宜”的思想传统,并且作为思想更具代表性。王祯说:“四时各有其务,十二月各有其宜,先时而种,则失之太旱而不生;后时而艺,则失之太晚而不成。”(《农书·农桑通诀·天时篇第一》)还说:“天气有阴阳寒燠之异,地势有高下燥湿之别,顺天之时,因地之宜,存乎其人。”(《农书·农桑通诀·耕垦篇第四》)尤其是关于地利问题,王祯说:“风行地上,各有方位,土性所宜,因随气化,所以远近彼此之间,风土各有别也。”又说:“九州之内,田各有等,土各有产,山川阻隔,风气不同,凡物之种,各有所宜。故宜于冀、兖者,不可以青、徐论,宜于荆、扬者,不可以雍,豫拟。此圣人所谓分地之利者也。”(《农书·农桑通诀·地利篇第二》)这些都是典型的“风土说”或“土宜说”的观点,这在当时仍很流行。王祯还进而概括道:“常以大体考之,天下地土,南北高下相半。且以江淮南北论之,江淮以北,高田平旷,所种宜黍稷等稼;江淮以南,下土涂泥,所种宜稻秫。又南北渐远,寒暖殊别,故所种早晚不同,惟东西寒暖稍平,所种杂错,然亦有南北高下之殊。”(《农书·农桑通诀·地利篇第二》)显然,王祯仍十分强调地理差异,并认同种种不宜的农耕理论,这其中无疑包括了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但也应当看到,王祯的这些思想明显较多地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这在当时很可能已属保守,而在后世一些学者看来也显得有些平庸。

事实上,“因”、“宜”与人为之间的关系在这一时期的农学中已经被充分注意。陈旉强调农业经营并不是消极的,农业生产者应当积极地了解气候(天)、土壤(地)等规律、性质,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为此他吸收《列子》中“天有时,地有利,吾盗天地之时利”(《列子·天瑞》)的观点,讲“在耕稼,盗天地之时利”(《农书·天时之宜》)。这里明显有对人为的强调,有对人的智力的强调。陈旉说道:“虽土壤异宜,顾治之如何耳。治之得宜,皆可成就。”(《农书·粪田之宜》)这是讲无论土壤的自身条件怎样,其实都是可以通过人的努力加以改造的。陈旉的这一思想尤其体现在其“粪田”的理论中。其说:

或谓土敝则草木不长,气衰则生物不遂,凡田土种三、五年,其力已乏。斯说殆不然也,是未深思也。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当常新壮矣,抑何敝、何衰之有。(《农书·粪田之宜》)

在这里,陈旉驳斥了农田肥力必然衰减的消极观点,强调通过合理的施肥完全可以保证土壤的肥力,这在当时可以说代表了一种更新的观念。

不过,讲到“因”、“宜”与人为之间的关系,我们更应注意《农桑辑要》一书。《农桑辑要》是元世祖至元年间由司农司主持编成的著作,其具体编撰时间大约在元世祖至元十年后的二十余年间,随即颁行天下,这应当稍早于王祯的《农书》。针对当时的“风土说”,《农桑辑要》中讲到:“苟涂泥所在,厥田中下,稻即可种,不必拘以荆、扬。土壤黄白,厥田上中,黍、稷、粱、菽即可种,不必限于雍、冀。坟、垆、黏、埴,田杂三品,麦即可种,又不必以并、青、兖、豫为定也。”(《农桑辑要·论九谷风土及种莳时月》)这里指出农作物的栽种不应简单地以《禹贡》、《周礼》等经典所述为圭臬,而应更为主动积极地对待。《农桑辑要》中更举例对“风土说”加以驳斥,如在《论苎麻木棉》一篇中指出:

苎麻本南方之物,木棉亦西域所产。近岁以来,苎麻艺于河南,木棉种于陕右,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二方之民,深荷其利。遂即已试之效,令所在种之。悠悠之论,率以风土不宜为解。盖不知中国之物,出于异方者非一。以古言之,胡桃、西瓜是不产于流沙葱岭之外乎?以今言之,甘蔗、茗芽是不产于牂牁、邛、筰之表乎?然皆为中国珍用,奚独至于麻、棉而疑之?虽然,托之风土,种艺之不谨者有之,抑种艺虽谨,不得其法者亦有之。故特列其种植之方于右,庶勤于生业者,有所取法焉。

这就是说,有些种植上的问题并非是由于土宜而造成的,而是由于缺乏经验,不得其法,我们应当注意这其中的观念或哲学意义。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农桑辑要》是由官方所颁行的农书,因此它实际体现了政府对于农事活动的基本认识。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作为官方所颁行的农书,《农桑辑要》具有劝农的性质或目的。而在这种背景下,若推行不当,也不排除有违背规律的可能存在。

其实,王祯尽管强调土宜,但也有重视人本身作用的思想,如他说:“若今之善农者,审方域田壤之异,以分其类;参土化土会之法,以辨其种,如此可不失种土之宜,而能尽稼穑之利。”(《农书·农桑通诀·地利篇第二》)在这里,王祯强调农事活动中人应在各个环节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如此便能“尽稼穑之利”。又如关于当时普遍存在的木棉的种植问题,王祯进行了深入调查,并且在其《农书》中对木棉的栽种法作了全面介绍,给棉农以切实的指导。他指出:“木棉为物,种植不夺于农时,滋培易为于人力,接续开花而成实,可谓不蚕而棉,不麻而布,又兼代毡毯之用,以补衣褐之费,可谓兼南北之利也。”(《农书·百谷谱·木棉》)从这一实例我们可知,王祯对于诸如木棉这样的农作物的栽种推广提出了更加具体的指导意见。由此来看,王祯对于人的作用问题也有所认识,只不过在王祯这里,它是与对客观规律的认识紧密相关的。因此,尽管王祯的农学思想可能略显传统或保守,但这种观念也可能包含了更为客观合理的精神。

而在这一时期,对人的重视尤其突出地体现在生物学思想之中。如前所说,这一时期园艺技术发展迅速,大量植物谱录面世。由于人们对植物品种的人工选择有了更多的认识,因此对人的能动性的认识也更加突出和深刻。例如韩彦直说:

接树之法,载之《四时纂要》中,是盖老圃者能之。工之良者,挥斤之间,气质随异,无不活者。过时而不接,则花实复为朱栾,人力之有参于造化,每如此。(《橘录》)

又如王观说:(www.xing528.com)

今洛阳之牡丹、维扬之芍药,受天地之气以生,而小大浅深一随人力之功拙,而移其天地所生之性,故奇容异色间出于人间。以人而盗天地之功而成之,良可怪也。(《扬州芍药谱》)

这里,都强调了人力之于植物栽培或园艺技术的重要意义,也就是“人力之有参于造化”和“以人而盗天地之功而成之”。这样一种观念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例如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中说:

岂因于天理者可久;而成于人力者不可恃耶?

张琰在为《洛阳名园记》所作的序中也说:

种植灌溉,夺造化之功。

这样一些思想又正是后来明清时期“人定胜天”思想的先声。

这之中,有些论述或思想已经相当深入。例如韩彦直在其《橘录》的《序》中就对人为因素有十分具体和透彻的分析,他说:

橘出温郡,最多种,柑乃其别种。柑自别为八种,橘又自别为十四种,橙子之属类橘者,又自别为五种,合二十有七种。而乳柑推第一,故温人谓乳柑为真柑,意谓他种皆若假设者,而独真柑为柑耳。然橘亦出苏州、台州,西出荆州,而南出闽、广数十州,皆木橘耳,已不敢与温橘齿,矧敢与真柑争高下耶。且温四邑俱种柑,而出泥山者又杰然推第一。泥山盖平阳一孤屿,大都块土,不过覆釜。其旁地广袤只三、二里许,无连岗阴壑,非有佳风气之所淫渍郁烝。出三、二里外,其香味辄益远益不逮,夫物理何可考耶。或曰:温并海,地斥卤,宜橘与柑,而泥山特斥卤佳处,物生其中,故独与他异。予颇不然其说。夫姑苏、丹丘与七闽、两广之地,往往多并海斥卤,何独温,而又岂无三、二里得斥卤佳处如泥山者。自屈原、司马迁、李衡、潘岳、王羲之、谢惠连、韦应物辈,皆尝言吴楚间出者,而未尝及温。温最晚出,晚出而群橘尽废。物之变化出没,其浩不可考如此。以予意之,温之学者,繇晋唐间未闻有杰然出而与天下敌者,至国朝始盛。至于今日,尤号为文物极盛处。岂亦天地光华秀杰不没之气来钟此土。其余英遗液犹被草衣。而泥山偶独得其至美者耶。

韩彦直指出,温州特别是泥山柑橘品种之优秀并非由于自然条件,“夫姑苏、丹丘与七闽、两广之地,往往多并海斥卤,何独温,而又岂无三、二里得斥卤佳处如泥山者”,且“自屈原、司马迁、李衡、潘岳、王羲之、谢惠连、韦应物辈,皆尝言吴楚间出者,而未尝及温”。在韩彦直看来,温州特别是泥山柑橘能独立风骚,乃是由于“文物极盛”,即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这充分肯定了人的因素在植物进化过程中的作用。

也有的学者关注到了生物遗传和选择中的人为因素问题。如宋代刘蒙的《菊谱》在讲变异时就涉及人为因素的问题:

尝闻于莳花者云:花之形色变易,如牡丹之类,岁取其变者以为新。今此菊亦疑所变也。今之所谱,虽自谓甚富,然搜访所有未至,与花之变异后出,则有待于好事者焉。

刘蒙指出,古代花的品种不如现代丰富,这是由于现代人为选择即“好事者”的结果。也就是说,只要有选择,就会有变异,选择越多,变异也就越多。显然,伴随着栽培技术的发展,人们对于植物品种的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有了更多的认识,这之中,对于人为与能动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刘蒙在这里也是在讲“古”与“今”的问题,但这是结合知识来讲的,是结合栽培技术来讲的,是结合栽培技术中的人工选择来讲的(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讲法与先秦时期法家的认识有某种相似性)。不难看出,这样一种讲法有科学活动的特点,并且也有这一时代的特点。

而通过以上的考察,我们也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有关天人关系的观念在宋元时期所发生的变化,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知识活动尤其是生物学知识与思想的发展所引领或推动的。不仅如此,我们也应当注意,这样一种知识背景对于以后明代哲学(包括整个社会精神)中人的主观因素普遍得到高扬这一倾向或现象所可能产生的影响。换言之,我们对明代社会哲学及精神世界的考察和评价不应忽略可能影响到其生成发展的背后的知识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