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农学与生物学思想

陈旉的《农书》写成于宋高宗绍兴十九年(1149),是现存最早论述南方水稻地区农业技术与经营的农书。该书对隋唐以来长江下游地区的农业生产经验作了总结。书中涉及的农业生产技术问题有:整地、育苗、中耕、除草、烤田、灌溉等。陈旉的《农书》还第一次系统地专门涉及土地利用问题,论述相当详细。王祯的《农书》是作者于元贞元年至大德四年(1295—1300)在安徽旌德和江西永丰任县官时所作。该书综合了黄河流域旱田耕作与江南水田耕作两方面的生产经验。全书由三部分组成:“农桑通诀”概述农业耕作的各个环节;“百谷谱”细述栽培技术;最有特点的是“农器图谱”,共附图306幅,对当时通行的农业机械作了形象的记录。(37) 上述两部农书中的一些思想很有特点和价值。以陈旉关于农田治理的论述为例。陈旉说:“且黑壤之地信美矣,然肥沃之过,或苗茂而实不坚,当取生新之土以解利之,即疏爽得宜也。硗埆之土信瘠恶矣,然粪壤滋培,即其苗茂盛而实坚栗也。”陈旉尤其强调说:

虽土壤异宜,顾治之如何耳;治之得宜,皆可成就。(《农书·粪田之宜》)

可以看到,陈旉十分强调农田治理的作用,也即所谓“顾治之如何耳”。在陈旉看来,“治之得宜,皆可成就”。很显然,陈旉在这里强调了人力的重要性,这一思想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与宋元时期园艺技术的发展或提高密切相关的,由于园艺以及生物技术和知识的发展,使得生物品种和属性可以人为地加以控制,由此,人对自己的能力有了更高的估计,自信心也大大加强。这一方面的相关内容后面还将作专门论述。

除农学知识外,宋元时期生物学知识及其思想也有很大的发展,例如这一时期动植物分类知识和思想愈加细密,大量的动植物谱录面世。据统计,仅宋代关于植物的谱录就约有50余种,其中包括有蔡襄的《荔枝谱》、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韩彦直的《橘录》、陆游的《天彭牡丹记》、王观的《扬州芍药谱》、刘蒙的《菊谱》、朱子安的《东溪试茶录》等。这些谱录通常会对所涉及生物品种作详细介绍,如蔡襄的《荔枝谱》记述了荔枝的生长特性、品质区分、食用功效以及加工储存等内容,具有很高的植物学价值,被认为是中国乃至世界果树栽培方面的第一部专著。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共有三篇:花品叙第一列出牡丹品种24个;花释名第二叙述了各个品种的来历;风俗记第三记述了洛阳人赏花、接花、种花、浇花、养花以及医花的种种方法。此外,另有合集类的著作,如由陈景沂所编纂的《全芳备祖》共计60多万字,分前后两集。其中前集为花部,著录各类植物120种;后集有果、卉、草、木、农桑、蔬、药凡7部,著录各类植物150多种。而在这些著述中也包含了大量的生物学思想,如遗传与变异就是其中十分典型的一个方面,这可以刘蒙的《菊谱》为例。刘蒙在《菊谱》中说:

花大者为甘菊,花小而苦者为野菊。若种园蔬肥沃之处,复同一体,是小可变为大也,苦可变为甘也,如是则单叶变而为千叶亦有之类。(www.xing528.com)

又说:

余尝怪古人之于菊,虽赋咏嗟叹,尝见于文词,而未尝说其花瑰异,如吾谱中所记者,疑古之品未若今日之富也。今遂有三十五种。又尝闻于莳花者云:花之形色变易,如牡丹之类,岁取其变者以为新。今此菊亦疑所变也。

条件不同,环境不同,菊的生长也会有所不同,而且经人工培养,菊的种类也会不断增多。我们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有关变异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