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括的十二气历在《中国哲学通史古代科学哲学卷》中详解

在中国传统的阴阳合历中,由太阳运动设置的节气与由月亮运动设置的月份之间的关系是不固定的,常常会出现节气与月份的不符,即太阳年与月亮年之间会出现一定的差额,尽管采取了置闰方式,但无法根本消除这一矛盾或缺陷。沈括充分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其指出节气变化与月亮盈亏其实无关:“凡积月以为时,四时以成岁。阴阳消长,万物生杀变化之节,皆主于气而已。但记月之盈亏,都不系岁事之舒惨。”(《补笔谈》卷二《象数》)但当传统历法硬要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时,就必然会出现种种问题,用沈括的话说就是:“气朔交争,岁年错乱,四时失位,算数繁猥。”(《补笔谈》卷二《象数》)这实际是阴阳合历所必然带来的问题。

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沈括大胆地提出了十二气历的构想。这一构想的框架是:“用十二气为一年,更不用十二月,直以立春之日为孟春之一日,惊蛰为仲春之一日,大尽三十一日,小尽三十日,岁岁齐尽,永无闰余。”即历法是完全以12个节气定月,如立春为孟春(正月)初一,惊蛰为仲春(二月)初一,等等。大月31日,小月30日,一般大小月相间,一年最多有一次2个小月相连。实际上,这是一种纯太阳历的历法制度,既简单,又便于各种生产活动。沈括说:“如此,则四时之气常正,岁政不相凌夺。”又说:“如此历日,岂不简易端平,上符天运,无补缀之劳?”(《补笔谈》卷二《象数》)

以上沈括的十二气历说概括起来主要就是两个思想:第一,应符合自然规律;第二,能指导人事活动。这其实也是哲学思想的体现,它体现了天(规律)人(需求)之间的完美结合。竺可桢对沈括的十二气历作过高度的评价,他指出:“这样彻底的一个阳历较现行历法合乎理想。农夫春耕、夏种、秋收、冬藏的时间,统要看季节而定。沈括所创的历是最合老百姓所需要的。”(25)

但是,在传统力量极为浓厚的古代,这样的历法是不可能被采用的。对此,沈括已经预知,如前所见,其说道:(www.xing528.com)

予先验天百刻有余有不足,人已疑其说;又谓十二次斗建当随岁差迁徙,人愈骇之。今此历论,尤当取怪怨攻骂,然异时必有用予之说者。(《补笔谈》卷二《象数》)

历史的进程亦正如沈括所预见的,他关于十二气历的主张,一直到清代都受到一些人的攻击。这其中固然也有技术上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则是政治与观念上的原因,诚如李申所指出:“沈括的十二气历最合老百姓需要,但不合封建政治的需要。”因为“对于封建政治来说,历法描述的是天道,因而是占卜休咎、探测天意的工具”(26) 。我们在这里再次能够清楚感受或体会到中国古代科学与理性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掣肘。但也正如沈括所预期的,“然异时必有用予之说者”,如太平天国所用的“天历”,今天行用的公历,其实质都与十二气历相似。而按照竺可桢的说法,最令沈括料想不到的是九百年以后,他的历法思想会在英国实行起来,20世纪30年代,英国气象局用于统计农业气候的“萧伯纳历”,其原理与十二气历几乎完全相同。这个结果或现象无疑是十分令人玩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