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与科学活动：中国哲学通史中的评价

如前所述,程朱理学有关“格物”、“致知”、“穷理”的思想并非只有知识的内容,其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伦理道德的内容,甚至这部分内容还是其终极旨归。而站在后人例如明末清初时期的角度或立场来看,程朱理学有关“格物”、“穷理”的思想也还有很多玄虚空洞的内容。若进一步站在世界范围来看,理学关于知识或科学的内容更是有局限或缺陷的。但所有这些都不应影响对程朱尤其是朱熹提倡“格物”、“致知”、“穷理”思想的正面或积极的评价,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应持更加客观、中肯和科学的态度。

毋庸置疑,理学对“格物”其实是给予一定的重视的,对“格物”之“物”的自然内容也是给予一定的重视的。正是从“格物”和“穷理”的目的出发,一些重要的理学思想家如朱熹等都掌握了大量的自然科学知识,朱熹甚至还认为家中要备有天文观测仪器,以观测各种天象,同样基于这一目的,朱熹也要求其弟子参与自然观察。当然,宋代对“格物”和“穷理”给予重视的也并非只有程朱理学的思想家们,包括张载、叶适等思想家也都讲“格物”、“致知”、“穷理”。而这恰恰表明,“格物”、“致知”、“穷理”思想的提倡在当时具有某种超越理学的普遍性或广泛性,也即是宋代儒家学者共有的特性。

更进一步而言,我们不应简单地从哲学或伦理道德的视角出发,将“格物”看作一种思想的附属品,而是应当把它看成一种时代的品格(作为一种品格,它其实并不限于知识与思想,如上所述,也在同时代的绘画等种种文化或精神生活领域中得到体现)。这样一种时代的品格既有作为传统的积淀和扩展,也包括了转换和变化。就积淀和扩展而言,“格物”乃是对重视自然之“理”传统的继承,这其实是时代的趋势,宋代思想家也是顺势而为。而就转换和变化来说,对“格物”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儒家思想在知识观或科技价值观上所发生的集体性的某种变化,尽管这种变化仍是有限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格物”观念一旦盛行,就必然会导致科学或知识价值观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不是思想所能简单掌控或制约的。如刘蒙的《菊谱》说道:“草木之有花,浮冶而易坏,凡天下轻脆难久之物者,皆以花比之,宜非正人达士坚操笃行之所好也。然余尝观屈原之为文,香草龙凤以比忠正,而菊与菌桂、荃蕙、兰芷、江蓠同为所取。又松者,天下岁寒坚正之木也,而陶渊明乃以松名配菊,连语而称之。夫屈原、渊明,实皆正人达士坚操笃行之流,至于菊犹贵重之如此,是菊虽以花为名,固与浮冶易坏之物,不可同年而语也。且菊有异于物者。凡花皆以春盛,而实者以秋成,其根抵枝叶,无物不然。而菊独以秋花悦茂于风霜摇落之时,此其得时者异也。有花叶者,花未必可食,而康风子乃以食菊仙。又《本草》云:‘以九月取花久服,轻身耐老。’此其花异也。花可食者,根叶未必可食,而陆龟蒙云:‘春苗恣肥,得以采撷供左右杯。’按又《本草》云:‘以正月取根。’此其根叶异也。夫以一草之微,自本至末,无非可食,有功于人者,加以花色香态,纤妙闲雅,可为丘壑燕静之娱。然则古人取其香以比德,而配之以岁寒之操,夫岂独然而已哉?”刘蒙在这里就从“德”与“用”两个方面对菊花的价值作了说明。“德”是传统的,而“用”则是时代的,刘蒙是借“德”助“用”,又以“用”完“德”。

另外,还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也有学者反驳了将对动植物的兴趣视作玩物丧志的观点,并论证了这一兴趣的合理性。如陈景沂在《全芳备祖》自序中说:(www.xing528.com)

子之说则信辨而美矣,子之书则信全而备矣,不几于玩物丧志乎?答曰:余之所纂盖人所谓寓意于物,而不留滞于物者也,恶得以玩物为讥乎?且《大学》立教,格物为先,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亦学者之当务也。

陈景沂解释说:“自太极判而两仪分,五行布而万物具,凡散之两间物物各具一太极也。”至于草木“根而干,干而枝,枝而叶,叶而华,华而实,初者为阳,次者为阴。……得阳之刚则为坚耐之木,得阴之柔则为附蔓之藤。无非阴阳者,则无非太极也。以此观物,庸非穷理之一事乎?”而“程先生语上蔡云贤却记得多许事谓玩物丧志,今止纂许多,姑以便检阅,备遗忘耳,何至流而忘返而丧志焉?”在这里我们看到,陈景沂不仅对“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与“格物”和“穷理”的关系做出了说明或辩解,论证了其“合法性”,同时也对二程所谓“玩物丧志”的理论提出了委婉的批评。

总之,宋代包括元代的思想家们赋予了“格物”、“致知”、“穷理”这样一些概念或范畴在哲学及知识思考中的重要地位,这无论是对于中国古代哲学史而言,还是对于中国古代科学史而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对后者而言。从前面的考察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哲学“格物”、“致知”、“穷理”的思想以及概念对于科学活动的这种深刻影响,也可以看到在这种影响下科学活动所形成的“格物”认知与研究传统,这种作用或影响的意义是不应被低估的。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理学家们的极力倡导和传播,方使得“格物”、“致知”、“穷理”的思想对于同时代以及后来的科学活动产生了“抛砖引玉”的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