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性思维在中国古代科学哲学中的重要性

魏晋南北朝与隋唐时期也同时表现出另外一种重要现象,这就是科学活动有进一步实用化的倾向。如前面考察中所见,应用作为传统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两汉时期,这一传统分别在农学、数学、医学中获得了范本的样式,并且也在技术活动中得到发挥。南北朝与隋唐时期的应用性倾向可以说是这种传统的延续和发展。

考察这一时期的科学活动,我们会发现其理论性突出的成果多集中在前期也即魏晋时期,特别是像数学这样的理论性较强的知识部门,而后期成果的理论思维特征普遍有所削弱。这种状况同时也反映了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一时期中国传统的思想在佛教哲学的冲击之下,也面临着资源的枯竭、阐说的贫乏等种种困境,而佛教哲学对于知识问题并无特别兴趣。与之相反,应用性知识或技术在这一时期却得到了更快的发展。

首先,即使是数学这样理论性较强的领域,除赵爽的《周髀算经注》、刘徽的《九章算术注》等少数著作重视理论问题外,大多数数学著作,如《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张邱建算经》等都是旨在解决实用问题。事实上,这些著作中大都是沿《九章算术》的方向继续发展,并形成了丰富的成果,由此进一步完善了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数学体系。隋唐时期,实用算数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同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医疗活动也更加关心临床实践和应用,如王叔和的《脉经》、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葛洪的《肘后备急方》、陈延之的《小品方》、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雷斅的《雷公炮炙论》都无不把医药的临床应用作为重点。与之相反,这一时期对于理论的兴趣明显不如秦汉时期那样浓厚。隋唐时期的医学同样关心临床,这包括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孙思邈的《千金方》。(www.xing528.com)

这种实用性倾向还表现在冶炼、陶瓷、造纸、纺织、机械制造等技术都有了新的进步。尤其是机械制作能力和水平在这一时期大大提高,这包括各种农业用的机械、军事用的机械、天文观测用的仪器以及与生活相关的欹器等。特别是在车辆制作方面,这时有指南车和记里鼓车,虽然传说这两类车都发明于汉代,但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更详细的记载。在唐代,纺织、印刷等技术都达到了新的水平,特别是火药,已经开始用于实战。此外,我们知道,在这一时期,建筑也有新的发展。王朝的更迭尤其是步入辉煌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原因。同时,由于佛教的传入,也带来了新的建筑样式,例如佛塔;又由于佛教的兴盛,也导致了佛寺数量的激增,这些都促进了建筑技术的发展。而从以上考察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实际或应用性思维的地位。

科学活动中的实用思维同样不应仅仅从科学的角度来加以理解。事实上,中国古代哲学与整个文化都有重视现实、实际的倾向或品格,科学的实用性只是这种品格中的一个部分或方面。而且,就发展来看,科学活动的实用思维对于思想也是有意义的。在中国古代知识发展中建立起来的坚实和强大的实用观念将在明清以及近代产生重要和深刻的作用与影响,我们在未来的实学思潮中能够清晰地看到这种思维的影响,这方面的问题将在第六章中再加以论述。总之,我们应该看到哲学思维与科学思维更为深刻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