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就牵涉到一个相关的问题。如我们所知,关于传统中国思维的研究一般都否认中国存在着精细性的思维,事实上这往往是以近代西方科学作为参照标准。然而中国古代的知识活动自有其独特的精细之处,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24)
总的来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知识活动中对于具体性和精确性有了更高的要求。就背景而言,这也是放弃阴阳五行以及数学神秘主义观念而追求天道自然认识的必然结果。如果说汉人的知识系统每每从观念出发,那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知识活动则更加忠实于事实。
例如在天文学领域,祖冲之测出回归年的长度为365.2428148日,这比起前人所获得的数值要精确得多,即使与现代的数值相比,也仅差四十六秒;祖冲之推算出交点月的周期时间为27.21223日,与现代测定的27.212220日数值仅差不到一秒。在数学方面,例如刘徽的割圆术所得到的圆周率近似值已为3.14或3.1416,而祖冲之计算出的圆周率已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这也反映到观念层面,如葛洪对汉代天文学的批评:“论天者虽多,然精于阴阳者少。”(《晋书·天文志》)又如刘徽也曾就自古以来在圆周率研究中对于“周三径一”的粗疏理解提出了批评,他说:“然世传此法,莫肯精核,学者踵古,习其谬失,不有明据,辩之斯难。”(《九章算术注·方田章》)这些批评都不只是意味着反思,同时它也代表了一种思维方式:注重精确。
精细思维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在植物分类方面。三国时吴人陆玑著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两卷。上卷有草本植物60种,木本植物47种;下卷含鸟类27种,兽类12种,虫类24种,鱼类11种。该书与《尔雅》类似,反映了对动植物的兴趣。并且也是以后研究《毛诗》中动植物知识的开端。之后,在植物分类研究方面又有郭璞的《尔雅注》、稽含的《南方草木状》、戴凯之的《竹谱》这样一些著作,不少较之《尔雅》在分类研究上更加具体细密。例如稽含的《南方草木状》涉及草类植物36种、木类植物28种、果类植物6种。又如戴凯之的《竹谱》记录了各种竹类植物70余种。而这些都是宋代动植物谱录大量出现的先声。不仅分类,类似的精细思维也在对植物形态、功能、遗传和变异等种种方面的深入认识中表现出来。(25) 与植物分类相关,精细思维也体现于医学与药物学的分类中。陶弘景创立了将药物按自然来源和属性分成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以及有名无用七大类的全新分类方法。同时,陶弘景又以病症为纲,按照治疗功效将药物共分为八十多类,分别归入不同的病症项下。这些显然都是思维精细化或具体化的表现,也是与上述在植物学领域中的精细分类相对应的。其他如精细思维也在计量方法与工具上得到反映。例如陶弘景倡导在药物配制上采用更为精细的标准,其以为古秤只有铢两,而无分名,“今则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本草经集注》)。这对于度量衡的统一与精细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即便是在农学这样一个相比更加粗放的知识中,精细思维也有所体现。我们看到,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对农作物播种的时间、深浅、数量以及这几者之间的关系都有深入的研究和论述。如论小豆的播种时间,“夏至后十日种者为上时”,“初伏断手为中时”,“中伏断手为下时”,“中伏以后则晚矣”。(《小豆》)又如播种深浅,“凡春种欲深,宜曳重挞;夏种欲浅,直置自生”(《种谷》)。这些都无疑使得对于农业生产的认识与操作更加具体。(www.xing528.com)
在隋唐时期,精细化思维主要仍体现在天文数值精度的提高上。如前面所见,隋代张胄玄的《大业历》在五星位置的推算中首创利用等差级数提高行星动态表精度的方法,使得五星会合周期的准确值获得了空前的提高,其中火星误差最大,为0.011日,木星和土星的误差均为0.002日,水星仅差0.001日,而金星的达到密合的程度。其他如窦叔蒙通过精密的计算,得出一个潮汐循环所推迟的时间为50分28.04秒,它与现在所用数值已相差无几,而这无疑是建立在长期精细的观测基础之上的。又孙思邈用心精微的学问态度中也体现出一定的精细思维。
并且,我们应将这种知识上的思维与后来哲学上的思维联系起来考察。我们会发现,这种知识领域对于精细化的追求到了宋元时期事实上对观念甚至思想层面产生了影响。例如关于穷理与格物致知的认识就在一定程度上与精益求精的思维或态度有关。而从更大的范围来说,这不仅包括宋人自身认识事物的方式,也包括前代人认识事物的方式,并且宋人认识事物的方式与前人认识事物的方式也存在着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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