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思维与方法的发展与逻辑思维的衰落

除了经验思维与方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逻辑思维与方法也得到一定的重视和发展。

这一时期哲学中逻辑思维与方法的运用主要体现在对概念或名言的重视上,也体现在严密的理论分析和逻辑论证上,而这一点也是为我们所熟知的。魏晋时期玄学思想的阐述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以后,南北朝时期佛教思想的阐述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此外,儒学之间、崇佛与反佛之间的种种争论也都在很大程度上借助逻辑的方法得以进行和实现,而所有这些都在前面的章节中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展开。同时,在这一时期,逻辑学即形式逻辑也得到一些新的发展。从史书记载来看,对逻辑即“名理”问题的兴趣似乎成为包括魏晋甚至稍后时间在内的一种风尚,这应当与玄学有着密切的关系,部分地也与佛学的传入有关。例如《魏书·钟会传》说“(钟会)博学精练名理”;《晋书·孙盛传》说“(孙盛)善言名理”;《世说新语·言语》说“(裴頠)善谈名理”;《世说新语·文学》说“傅嘏善名理”,等等。与此同时,又有了专门研究“名理”即逻辑问题的专著,如鲁胜的《墨辩注》。严可均《全晋文》说鲁胜注墨辩六篇,但该书多散佚,现仅存《晋书》中保留《墨辩注序》一文。而由《墨辩注序》可知,鲁胜如先秦墨家一样,以为逻辑问题主要就是关心事物的同异问题,即“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之后,随着佛教的输入,因明方法也得到介绍并构成这一时期形式逻辑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特别是,这一时期的数学活动中也包含有相当丰富的逻辑思想。例如赵爽在《周髀算经注》中说:“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故谓之知道也。”这表达了推理之于数学活动的重要性的思想。又说:“盖方者有常而圆者多变,故当制法而理之。”这又明确表明:方圆等数学问题可遵循相应逻辑法则来认识和解决。而刘徽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刘徽在《九章算术注序》中讲:“事类相推,各有攸归。故枝条虽分而同本干者,知发其一端而已。又所析理以辞,解体用图,庶亦约而能周,通而不黩,览之者思过半矣。”前面已经指出,刘徽的上述思想可以用“析理以辞”来加以概括。周瀚光的《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研究》以及袁运开、周瀚光主编的《中国科学思想史》一书对此作了较深入的分析。例如《中国科学思想史》中指出,“刘徽在《九章算术注序》中提出了自己的数学证明方法,这就是‘析理以辞’。所谓‘析理以辞’就是运用一系列判断(辞)去分析数学公式和法则成立的根据和道理。”并且还指出刘徽的“析理以辞”实际包含了不同的步骤和形式。“第一步是‘辨名分’,亦即下定义。”从刘徽的注中可以看出,他给大约二十多个重要的数学概念下了明确的定义。“第二步就是运用推理的形式对《九章算术》中许多正确的公式和法则进行逻辑证明。”其中既有演绎推理,也有归纳推理。在演绎推理中不仅使用了三段论,而且现代形式逻辑所列的几种主要推理形式他实际都使用了。另外“从证明的方法看,也是多种多样的,不仅有综合法,还有分析法”(22) 。所以冯契先生指出:我们从刘徽的《九章算术注》中可以看到魏晋之际逻辑学的水平。(23)

归纳方法也是如此。我们已经知道,具体经验的不断提升会进一步形成归纳判断。例如炼丹活动中葛洪对于铅的氧化还原规律的概括:“铅性白也,而赤之以为丹。丹性赤也,而白之而为铅。”(《抱朴子·黄白》)铅性本白,但经加热产生化学变化后变成铅丹,即“赤之以为丹”,铅丹性赤,再经加热又转换成铅白,即“白之而为铅”。这无疑是在通过长久的炼丹实践后所作的总结。又如医学活动中王叔和关于预后的记述:“诊伤寒热盛,脉浮大者生,沉小者死。”“热病已得汗,脉静安者生,脉躁者难治。”“水病,脉洪大者可治,微细者不可治。”(《脉经》卷四《诊百病死生诀第七》)这里包含了对不同病症的认真观察及归类。再如窦叔蒙在《海涛志》中说:“以潮汐作涛,必待于月。月与海相推,海与月相明。苟非其时,不可强而致也;时至自来,不可抑而已也。”这是在对海潮现象长期观察的基础上就其规律性运动所做出的一般概括。而科学活动一旦上升至归纳阶段,也就意味着与哲学思维有了最直接的联系。(www.xing528.com)

不过,总的来说,到了隋唐时期,逻辑方法在科学中的运用显得十分薄弱,如前所指出,这与哲学和科学的疏离有关,同时也与科学活动特别是像数学这样的学科更加关注实用有关。总的来说,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实证思维与方法获得了更大的发展,而逻辑思维与方法有所衰落。

除形式逻辑之外,辩证思维与方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哲学与科学中也得到使用,但与以往时期相比,其可能体现得并非突出。在哲学方面,玄学主要关心的是本体和言说问题,对辩证问题似有所忽略。佛教哲学更关心空无和心性问题,辩证思维虽有所涉及,但并不是主要方法。其实若向前追溯,从西汉起,对辩证问题的思考与先秦时期相比似已经有所淡漠,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过于关注比类及象数思维与方法所致。哲学的这样一种状况也会影响到科学思维与方法。总体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科学活动中对于辩证方法的运用也不突出,农学、医学仍是使用这一方法的主要部门,特别是医学。例如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中讲:“脉者,血气之府也,长则气和,短则病,数则烦心,大则病进,上盛则气高,下盛则气胀,代则气衰,细则气少。”“凡用针者,虚则实之,满则泄之,菀陈则除之,邪胜则虚之。太要曰:徐而疾则实,疾而徐则虚。”这里讲到了在观察和治疗时对辩证方法的使用。但其他学科对这一方法或思维的使用似乎并不典型。这并不应当只从消极的意义来加以理解,事实上,我们看到,在诸如天文、地理、数学、律学等知识部门,随着认识的深入,早先带有猜测或思辨性质的辩证思维逐渐消退,更多地发展起来的可能是观测、测量、计算、演算方法。这应当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从自然哲学走向纯粹科学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