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通史古代科学哲学卷：经验思维与方法的重要形态

经验思维与方法始终是中国古代思维与方法的重要形态。在先秦与秦汉,这样一类思维与方法都不仅为科学所重视,而且为哲学所重视。在魏晋南北朝与隋唐时期,哲学与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分离,但科学仍延续了以前的传统,这包括观察、实测、实验、归纳等种种重要的经验思维与方法。

如前指出,经验思维的起点是观察与实践。例如天文学、地理学等学科历来与观察方法密切相关,而制作活动、医学等更重视实践,到魏晋南北朝与隋唐时期,又包括炼丹术这样一门知识。一般而言,在魏晋南北朝与隋唐时期,观察通过天文学的实测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而最能有效说明实践意义的则是炼丹实验。

先来看天文实测。如前所见,魏晋南北朝与隋唐时期,天文实测普遍得到重视,因此天文观测精度不断得到提高。如北齐民间天文学家张子信经过三十多年的观测,发现太阳和五星视运动不均匀性的现象,指出日行在春分后则迟,秋分后则速。与此同时,所用数值也日益精确。特别是在隋唐时期,李淳风、一行、梁令瓒等不少天文学家都从事或组织过观测活动,其中最为著名或典型的就是一行所主持的大规模的大地实测活动。这次实测活动范围广大,测量地点北至北纬51°左右的铁勒(今蒙古境内),南至北纬17°左右的林邑(今越南境内)。测量内容包括测量地点的北极高度,冬、夏至日和春、秋分日太阳在正南方时的日影长度等。其中南宫说所负责测量点的实测发现:从河南白马到上蔡的距离为五百二十六里又二百七十步(唐制),日影相差二寸一分,这就纠正了古时“南北地隔千里,影长差一寸”的臆测。又实测得到南北两地相差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北极高度相差1度的数据。换算成现代单位即南北相距129.22公里,北极高度相差1°。这实际就是地球子午线1°的长度,只是与现测值111.2公里有一定的误差,但它毕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子午线长度的测量,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其他如隋代张胄玄的《大业历》在五星位置的推算中首创利用等差级数提高行星动态表精度的方法,使得五星会合周期的准确值获得了空前的提高;又如这一时期十余种历法所用交点月的长度值同理论推算值之间的差距多在1秒以下,以后宋元时期也基本保持在这一水平;再如交食周期数值这时也达到了十分精确的程度,郭献之的《五经历》中采用了716个朔望月122次食季的交食周期,而一千年后即19世纪末西方的纽康周期与此等值。所有这些都与测量水平的提高有关。(www.xing528.com)

再来看炼丹实验。如前所述,实验的方法早在先秦时期的科学活动中就已经出现了,例如《墨经》中所记载的小孔成像方法。在汉代,无论是科学如《氾胜之书》,还是哲学如王充的《论衡》,都记载有相关的实验活动。但毋庸置疑的是,在炼丹活动中,实验这样一种方法被广泛应用了。例如《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中《硝石》条引用陶弘景的话说:“先时有得一种物,其色理与朴消大同小异,朏朏如握雪不冰,强烧之,紫青烟起,仍成灰,不停沸,如朴消,云是真消石也。”这里讲到了钾盐火焰的分析方法以及相关的实验方法。又如前面所见清虚子《太上圣祖金丹秘诀》中记载的火药配方:“硫二两,硝二两,马兜铃三钱半,右为末,拌匀。掘坑,入药于罐,内与地平。将熟火一块,弹子大,下放里面,烟渐起。”这实际也是一个实验的例子。故有学者指出,这种实验与近代的物质不灭实验并没有根本的不同。它确凿地证明了,物可以化为气,气也可以化为物,但物不会消散为无,或者说气不会变为无。李约瑟在论述道家思想时曾有一段话,用在这里十分恰切,他说:“道家哲学家由于强调自然界,在适当的时候就必然要从单纯的观察转移到实验上来。”“不过,当观察一旦转移到实验(其实这不过是改变了条件并再进行观察),这就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21) 可以这样说,炼丹实验是魏晋南北朝与隋唐时期经验思维与方法中一种既比较特殊但又十分重要的形式。这一形式无论是对于中国科学史还是思维史都有重大意义。当然,到了隋唐时期,实验在不同的方向都有所发展,化学学科无疑是最主要的部门之一。例如瓷器的制作。隋唐时期,瓷器的制作与烧造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五代后周时期的柴窑名冠一时,其所生产的青瓷称作“雨过天青”,有“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美誉。而瓷器的制作同样与实验密不可分。

如果将科学中的实测、实验与哲学思想结合起来加以考察,我们更能清楚地看到科学与哲学二者的关系。我们知道,早在先秦时期,荀子就提出“符验”说,韩非也提出“参验”说,之后,到了东汉王充这里,又提出“考论实虚”、“疾虚妄”,强调“实知”、“效验”,讲“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论衡·知实》)之后,这些哲学思想便通过科学研究中的实测和实验体现出来。以天文学的实测为例。我们看到西晋杜预在其《春秋长历》中讲:“言当顺天以求合,非为合以验天者也。”这是典型的重视实测的思想。我们还看到何承天、祖冲之、刘焯等人在天文实测问题上与传统观念所作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而相伴随的便是如上面考察所见,天文观测精度的不断提高。因此,就与哲学思想的关系而言,魏晋南北朝与隋唐时期科学中得到充分发展的实测与实验,应当也有思想的源头,其近可接王充、葛洪,远可溯荀况、韩非。而往后推移,这又进一步影响到宋元以后包括明清时期实证科学的充分发展,也包括与此相关的思想。无疑,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是一个长期发展、逐渐深化、不断进步的过程,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有哲学与科学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