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通史：天文观的冲突与解析

在魏晋南北朝与隋唐时期,自然天道观与天人感应论冲突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体现在天文学领域,体现在“顺天以求合”与“为合以验天”两种不同的天文观的冲突上。其中“顺天以求合”实际就是自然天道观的体现,而“为合以验天”实际就是天人感应说的反映,这样两种不同的天文观是尖锐对立的,其构成了魏晋南北朝与隋唐时期错综复杂的天文学发展历史。而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考察也能够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哲学观念与天文学说之间的密切关系。

由于受天人感应思想以及易数的影响,汉代历法的数据通常强调某种先在的合理性,制订历法就是看能不能与这些数相符合。但这样的制历原则与方式在东汉时期就已经遭受一些天文学家的质疑。如贾逵指出:“圣人必历象日月星辰,明数不可贯数千万岁,其间必改更,先距求度数,取合日月星辰所在而已。”(《后汉书·律历志中》)这是说制历应当根据实际观测,随时做出调整。

这种要求到了晋代以后有了清晰的思想表述,这就是杜预、何承天等人所主张的“顺天求合”的科学思想。“顺天求合”的科学思想最初是由杜预提出的。杜预在其《春秋长历》中讲:

言当顺天以求合,非为合以验天者也。(《晋书·律历志下》)

杜预在这里提出的“顺天以求合”的天文学思想实际是自然天道观的反映,这明显是继承了先秦道家的思想传统。而与之相对的则可以称作“为合以验天”,这一天文观实际就是天人感应目的论的反映。杜预“顺天以求合”的思想为刘宋时期的何承天所继承,何承天说:

夫圆极常动,七曜运行,离合去来,虽有定势,以新故相涉,自然有毫末之差,连日累岁,积微成著。是以《虞书》著钦若之典,《周易》明治历之训,言当顺天以求合,非为合以验天也。(《宋书·律历志中》)

由何承天所制定的《元嘉历》(445年)就贯彻了这一思想,即重视实际观测。也因此,其中的朔望月长度、近点月长度、金星会合周期和木星会合周期等数据都是当时最精确的。何承天还发现,日食必在朔,月食必在望,因而根据“顺天以求合”的原则,提出定朔法,主张废弃平朔法,不过这一主张在当时未得到采纳。

此后,有两位天文学家继承了杜预与何承天的思想。首先是祖冲之。祖冲之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大明历》(462年)中。《大明历》的成就包括:在历法编制中引入岁差概念。这是因为太阳、月亮等对地球赤道突出部分的摄引,使得地球自转方向发生微小变化并造成冬至点的位置逐年西移;打破十九年七闰的古法,因为祖冲之发现,按照此法,经二百年就会相差一天;此外,祖冲之还提出了交点月的概念。由于注重实测数据,因此《大明历》实际就是一部“顺天求合”的历法,它是对传统历法体制的重大改革。隋朝统一之后,刘焯制《皇极历》(600年)。刘焯充分地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这其中包括岁差理论,其经过精密计算得出的岁差数比虞喜、何承天、祖冲之等人的都要精确许多;刘焯又依据张子信所发现的日行盈缩现象,在常气之外再用定气来计算日行度数与交会时刻;刘焯还采用刘洪、何承天的定朔法替代陈旧的平朔法。此外,刘焯还将二次等间距内插法用于日月食及五星位置与运行的推算。所有这些,都可以看作是“顺天求合”思想的体现,体现了对实际观测的充分重视,体现了对数学计算的充分自信。(www.xing528.com)

而上述“顺天求合”的天文观是在与“为合验天”天文观的艰难较量中逐步发展的,这包括了“顺天求合”天文观对“为合验天”天文观的批评,也包括“为合验天”天文观对“顺天求合”天文观的阻挠,这其中既有“顺天求合”天文观在强大的传统或保守势力面前所不得不作的退让,也有这一科学的天文观在层层非难中所取得的缓慢进步。

这种冲突在杜预提出“顺天以求合”的时候就已经凸显了出来。杜预对以刘歆为代表的“为合以验天”的天文观提出了批评,杜预说:“自古已来,诸论《春秋》者多违谬,或造家术,或用黄帝已来诸历,以推经传朔日,皆不谐合。日蚀于朔,此乃天验,《经传》又书其朔蚀,可谓得天。”杜预指出,刘歆等人的错误是“其弊在于守一元,不与天消息也。”(《晋书·律历志下》)这就是说其历法只知固守某种数字,而不根据实际变化做出调整。但反映在历法制定的过程中,“顺天求合”观念的每一步进展却都是困难重重,历经周折。

定朔法的应用就是“顺天以求合”与“为合以验天”这两种不同天文观反复较量的典型例子。自从月球视运动不均匀性被发现以后,东汉刘洪在推算日、月食的时刻时已经考虑到这一影响因素。之后,何承天进一步认识到平朔法的问题,指出:“月有迟疾,合朔月蚀,不在朔望,亦非历意也。”(《宋书·律历志中》)并在《元嘉历》中首次创造性地运用了定朔法,即对平朔进行月亮视运动不均匀性的修正,以后又推及对太阳视运动不均匀性的修正。但何承天的这一方法在当时遭到非难,未予实行。至隋代,刘孝孙、刘焯提出在制历中采用刘洪、何承天的思想,主张以定朔法替代平朔法,但遭到隋文帝宠信的张宾的压制,张宾甚至诬二刘是“非毁天历”,“惑乱时人”,致使二刘被罢官。后来刘孝孙多次上书,终使隋文帝令“比较短长”,证实张宾之历粗疏。随后,刘焯献《皇极历》,尽管深得好评,但仍因身居要职的张胄玄等人的反对,而未予颁行。唐代初年,由傅仁均制定的历法终于第一次采用定朔法,但因一些相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后又退回平朔。直到李淳风制《麟德历》,以刘焯《皇极历》作为基础,又重新采用定朔法,并解决了相关问题。从此,定朔代替平朔,在后世历法中一直加以沿用。总之,历法中的定朔与平朔之争前后历时二百多年,其间多次反复,由此不难看出真理战胜谬误的艰难。

祖冲之因历法改革所遭遇到的反对同样反映了这种艰难。如前所述,祖冲之对旧有历法体制做了两项重大改革:一是引入岁差概念,一是打破十九年七闰的古法。但在当时,这一历法改革遭受到以戴法兴为代表的守旧势力的反对。戴法兴既反对引入岁差,也反对改革十九年七闰。戴法兴认为,引入岁差“则星无定次,卦有差方”,并称祖冲之“诬天背经,乃至于此”;而十九年七闰的古法“晷或盈虚,此不可革”,祖冲之欲打破乃“浅虑妄可穿凿”。(《宋书·律历志下》)戴法兴是刘宋孝武帝的宠臣,“天下畏其权,既立异议,论者皆附之”。尽管如此,祖冲之对戴法兴的责难作了坚决的反驳。祖冲之说:“其一,日度岁差,前法所略,臣据经史辨正此数,而法兴设难,征引《诗》《书》,三事皆谬。其二,臣校晷景,改旧章法,法兴立难,不能有诘,直云‘恐非浅虑所可穿凿’。”(《宋书·律历志下》)祖冲之反驳的要旨是,戴法兴阻挠历法改革的理由完全是因循守旧。事实上,这一冲突所反映的是知识观的冲突,是世界观的冲突。

当然,有时候,这样一种对立和冲突又会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态。如在唐代,李淳风、一行等十分注重历法与易数的关系,以一行为例,其为自己制定的历法取名《大衍历》,就是表明其与《易传》大衍之数的必然联系。一行讲:“《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天数始于一,地数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刚柔。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闰余。天数中于五,地数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历。……是以大衍为天地之枢,如环之无端,盖律历之大纪也。”(《大衍历议·历本议》)在一行看来,《易》的大衍之数应当是制订历法的基础,这一观点与杜预、何承天的思想显然是相反的,而这恰恰是当时制订历法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念。而从后来宋代天文学与哲学的关系来看,显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种理论的影响。但我们又不能简单地认为一行的全部天文学活动及思想就是“为合以验天”。我们知道,李淳风和一行都十分重视天文实测,重视观测仪器的改进,为获得可靠数据,一行又主持过大规模的大地实测。尽管这种实测的初衷有可能与论证天人感应的目的相关,但通过实测所获得的数据毕竟有利于修正错误的数据以及观念,同时也培养起了实证的方法和精神。另外,无论是李淳风制定的《麟德历》,还是一行制定的《大衍历》,也都吸收了前人的科学认识,如李淳风就依据刘焯的观点,采用了定朔法,又如一行也采用了张子信和刘焯对于太阳视运动不均匀性的认识,并有了新的发展。再如张胄玄虽然反对刘焯的历法改革,但其所制定的《大业历》中首创利用等差级数提高行星动态表精度的方法,给出了令人惊叹的五星会合周期的准确值。其中火星误差最大,为0.011日,木星和土星的误差均为0.002日,水星仅差0.001日,而金星的达到密合的程度。因此,我们对“顺天以求合”与“为合以验天”也不能随便地做出过于机械的判断。

而就“顺天以求合”这一科学思想来说,其战胜谬误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最终,这一思想对元代郭守敬产生了深刻影响,并成就了《授时历》,这也是这一思想在中国古代天文学史上的最终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