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理论的发展变化：中国哲学通史古代科学哲学卷

宇宙理论从先秦起就是哲学所关注的问题,从汉代起也成为天文学所关心的重要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我国历史上有关宇宙理论讨论的最活跃的时期,这其中既有宇宙结构问题,也有宇宙演化问题。

如前所见,到汉代,天文学对宇宙结构的看法主要有盖天、浑天和宣夜三种理论,学者或将其称作老三家。而到了魏晋时期,有关宇宙结构的看法又出现了安天、穹天和昕天三种理论,学者或将其称作新三家。新三家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要解决长期以来存在于人们心中的一个疑惑:天地会不会崩塌或坠落,这一问题早在《庄子·天下》篇黄缭所提问题中就有所涉及,这同样也是《列子·天瑞》中所讲的“杞人忧天”故事的内容,尤其是后者。因此这里有必要概要地来了解一下《列子·天瑞》的内容。

《天瑞》记载,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于是有晓者前往解忧,曰:“天,积气耳,亡处亡气。若屈伸呼吸,终日在天中行止,奈何忧崩坠乎?”“日月星宿,亦积气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坠,亦不能有所中伤。”“地,积块耳,充塞四虚,亡处亡块。若躇步跐蹈,终日在地上行止,奈何忧其坏?”在这里,作为解忧的晓者表达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天地都是由气所构成的,而气无所谓崩坠。接着,有名为长庐子的闻而笑曰:“虹霓也,云雾也,风雨也,四时也,此积气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积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积气也,知积块也,奚谓不坏?夫天地,空中之一细物,有中之最巨者,难终难穷,此固然矣;难测难识,此固然矣。”长庐子的观点是,凡由气所积之物都是要坏的,天地亦不能例外,不过天地乃一巨物,所以其生命“难终难穷”,对它的认识也“难测难识”。长庐子最后归结说:“忧其坏者,诚为大远;言其不坏者,亦为未是。”再接下来,列子又归结曰:“言天地坏者亦谬,言天地不坏者亦谬。坏与不坏,吾所不能知也。虽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来不知去,去不知来。坏与不坏,吾何容心哉?”列子的看法是,生与死是交替的,而生命却是一个无限的周期,这并不是有限的心智所能把握的,这之中的思想显然与庄子的哲学思想相同。这里还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上述《列子·天瑞》中对宇宙的看法虽然包括了几种看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这些不同的看法都表现出一种自然主义的态度,这与同时期普遍具有的自然天道观是相吻合的。

以上就是《列子》所提出的问题,也是新三家以及当时的人们普遍要面对和想解决的问题:天地究竟是坠还是不坠,究竟是陷还是不陷。当然,新三家的出现也与宣夜说日、月、星辰都飘浮于空中这一理论有关。这其中,孙吴姚信所作《昕天论》仍有天人比附的色彩,且一些基本看法与事实不符。东晋虞耸作《穹天论》既有盖天说的内容,也有浑天说的成分,属于浑、盖合一的产物。新三家之中尤以东晋虞喜所作《安天论》最有价值,在宇宙结构方面,其对浑盖二说均提出质疑,并继承发展了宣夜说宇宙无限的先进思想。虞喜指出天地都是“常安”的,他说:“天高穷于无穷,地深测于不测。天确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块焉在下,有居静之体。当相覆冒,方则俱方,圆则俱圆,无方圆不同之义也。其光曜布列,各自运行,犹江海之有潮汐,万品之有行藏也。”(《晋书·天文志上》)虞喜上述这段话的大意是:宇宙无边无际,但其运行均遵行一定规律,所以谓之“常安”。虞喜的这一看法与宣夜说十分接近,其在一定程度上也解决了天是否会崩坠的问题,尽管这一解释在理论上有未尽合理之处。由于《安天论》对浑盖二家均持批评态度,因此这一理论也遭到持浑天理论的葛洪的讥评。葛洪说:“苟辰宿不丽于天,天为无用,便可言无,何必复云有之而不动乎?”(《晋书·天文志上》)但葛洪的批评并非正确,从今天来看,日月星辰“不丽于天”的见解是正确的。(www.xing528.com)

魏晋以后,各种宇宙理论之间的争论虽没有停止,但其中继续得到发展的主要是浑天说,如葛洪、何承天等人都对浑天说给予了进一步的论证,并且葛洪还对持盖天说的王充的思想给予了责难。事实上,如前面考察所见,葛洪之所以坚持浑天理论而对其他诸多学说提出批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其认为:“论天者虽多,然精于阴阳者少。”(《晋书·天文志上》)也就是说,大多数宇宙理论都缺乏验证。而在葛洪看来,浑天说的正确就在于其是建立在天象观察和浑仪装置的精密性以及二者的相符对应之上的。葛洪的批评其实正揭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知识及其理论发展和存在的一个重要或基本条件:假设与理论的可验证性以及精确性。这也是知识进步普遍所要求的条件。除此之外,这一时期还有一些学者也试图通过计算宇宙大小的实际数据来论证浑天说的理论。但浑天说也并不完善,有一些现象浑天说仍无法做出合理解释。包括有些问题,葛洪、何承天也只能加以猜测。而学者们注意到,正是“当涉及那无法靠观察解决的问题,当葛洪引经据典来说明的时候,比如天出入水中是否受损?葛洪的说明只能说是神学胡说”(11) 。而这实际上也为盖天说及其他宇宙理论的生存留出了空间。

但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自东汉张衡特别是魏晋南北朝以来,在天文学和宇宙理论的探讨中,逐渐培养起了注重实测和验证的风气,相当多的天文学家越来越强调通过实测来修正天文数据,包括评价各种宇宙理论。事实上,也正是由于不同的观测,各种宇宙理论中的问题越来越多地暴露了出来。这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一行、南宫说等人的大地测量对浑盖二说的证伪。从南朝何承天起,就开始质疑秦汉以来“南北地隔千里,影长差一寸”这一作为盖天说数据的正确性。至北朝末年,刘焯建议进行实测,以验证这一数据,但未予实行。到了唐代,这一工作终于由一行领导的大地测量得以实现。一行大地测量的本意虽在于验证“千里一寸”的数据,但事实上通过这次大地测量,使得浑盖二家的缺陷进一步暴露了出来,不仅“千里一寸”这一盖天说的说法得到否定,同时实测表明,越往北,北极出地就越高,这也使得浑天说关于北极出地36度之说变得不可靠。正如一行所说:“今诚以为盖天,则南方之度渐狭;以为浑天,则北方之极浸高。此二者,又浑、盖之家未能有以通其说也。”(《旧唐书·天文志》)这表明,理论的发展不仅取决于理论自身,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方法,甚至方法还能够决定理论的存亡。后来虽也不断有人试图弥补浑盖二者的缺陷,但总的来说,浑盖之争的热情渐渐已经消退了。特别是在宋元时期,由于“气”思想发展的关系,思想家们更加倾心于宣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