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道”到“理”,这一发展必然有其内在的深刻原因。对于这一问题,李申曾有过思考。其认为“道从行和路上升为抽象的哲学范畴,指的是人们的办事方式”。“道这个概念的产生,与人的行为有关,所以它自始就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描述事物运动的范畴。”“理不是产生于对人们行为的认识,而是产生于对物自身各种因素相互关系的认识。”“物体自身各个因素之间有稳定的相互关系,构成一定的秩序,这就是物的理。”“物自身的秩序,物与物的关系,是静态的。所以,理自始就是一个静态的概念。”“源于动态的东西,由于物自身在动,一般通过静态的观察就可了解。源于静态的概念,由于物自身不动,往往必须在变革现实的实践中才能认识。”“因此,理是比道更深一层的概念,所以它比道晚出。”(6) 李申上述分析主要是基于行为与物理、动态与静态的思路,有一定道理。
但从知识发展的视角看,由“道”而“理”的过程更可能与以下原因相关:
第一,“道”与“理”首先都是具有规律、法则意义的概念。但就知识背景而言,二者却是有所不同的。“道”这一概念主要源自先秦时期天文学或占星术的发展,源自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天道观。而“理”有所不同,从一开始,这一概念就与一般或普遍事物有关,与一般或普遍认识有关。而从秦汉到魏晋,再从南北朝到隋唐,知识或认识不断扩大,也不断深入,“道”这一基于天文学和天道观发展起来的概念在应用上就显得不能得心应手,而“理”这一概念由于一开始就具有的广泛性特征或大众性身份就明显更加应对自如。
第二,“道”这一概念由于是基于天文学和占星术的,是对天体运行轨道、周期的认识,因此从一开始就被赋予规律的含义,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也为这一含义所限定。但“理”有所不同,从其在先秦时期出现起,就同时包含有原因、根据的含义。如韩非子所说的“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之谓理”。又如荀子所说的“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这里所说的理不仅有规律、法则的含义,同时也有原因、依据的含义。事实上,“理”在这里也就是“故”的意思。古人所谓“求其故”也就是“求其理”。(www.xing528.com)
第三,“道”这一概念又与特定的道家哲学思想有关,与相邻的“自然”观念或概念息息相关,与天道自然的哲学思想或理论密切相关。换言之,在道家哲学思想中,“道”是一个核心概念。事实上,我们在葛洪的思想中仍能看到“道”与“理”大量并存的现象。不过,葛洪的思想其实也已是道家天道自然哲学思想在魏晋时期的尽头或终结。伴随着道家哲学或天道自然哲学思想逐渐淡出,对“道”这一概念的使用也会相应衰减。相比之下,一个不受特定学派和学说限制的概念“理”则更能适合不同知识与心理的需求。
总而言之,在内涵上,“道”比“理”更加狭窄,“理”比“道”更加宽广。因此,由“道”而“理”的过程恰恰体现了知识的发展,体现了知识的扩大,同时也体现了认识的扩大和深入。当然,在这之中,佛教的相关概念很可能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充分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由“道”而“理”的过程,无论是对于深入了解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还是对于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有理由说,后来宋明理学中“理”这一语词或概念之所以能成为核心概念,应当是与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所提供的种种知识和思想的资料密切相关的。在一定意义也可以说,“理”概念到了唐代这里,已经是处于其整个发展过程质变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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