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柳宗元、刘禹锡的天人观在中国哲学通史中的地位

再来看思想层面。据研究,唐代批判灾异、祥瑞观念的第一篇专论是卢藏的《析滞论》。卢藏在其中说道:“得丧兴亡,并关人事;吉凶悔吝,无涉天时。”历史学家刘知几认为,在历史上真正的祥瑞很少,“求诸《尚书》、《春秋》,上下数千载,其可得言者,盖不过一二而已”(《史通·书事》)。但刘知几又说:“夫灾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诬也。”(《史通·书志》)由此也不难看到其思想的矛盾性或复杂性。

从哲学或理性的视角来看,当时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最具代表性的应当是唐代的柳宗元与刘禹锡二人。柳刘二人都就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学说提出了自己的批判性看法,并提出了自己的天人关系理论。如柳宗元讲:“生植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悖乱,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预,而凶丰理乱出焉。”(《答刘禹锡天论书》)刘禹锡讲:“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天论》)柳刘二人的这些论述都明显承继了荀子的思想,即将天人区分开来。而这之中尤为重要的就是去除两者间某种神秘和必然的联系,如柳宗元讲:“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报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气,大痈痔也;阴阳,大草木也;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天说》)在这里,柳宗元明确指出,天人之间不存在什么意志上的赏罚关系。柳宗元还写了《贞符》,对符瑞和遣告说给予了尖锐的批评,柳宗元说:“后之妖淫嚚昏好怪之徒,乃始陈大电、大虹、玄鸟、巨迹、白狼、白鱼、流火之乌以为符。斯为诡谲阔诞,其可羞也,而莫知本于厥贞。”由此,柳宗元坚定地指出:“未有恃祥而寿者也。”柳宗元的这些论述可以说对祥瑞符命思想作了直接的否定。

同时,柳宗元和刘禹锡又都很重视人力,如柳宗元讲:“变祸为福,易曲成直,宁关天命?在我人力。”(《愈膏肓疾赋》)刘禹锡讲:“万物之所以为无穷者,交相胜而已矣,还相用而已矣。”“天非务胜乎人者也。何哉?人不宰则归乎天也。人诚务胜乎天者也。何哉?天无私,故人可务乎胜也。”(《天论》)这些思想既继承了先秦时期荀子的思想传统,同时应当也与其所处时代的力命观有着一定的关联,并且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宋元时期相关认识与知识活动的基础。(www.xing528.com)

不过也应看到,柳宗元、刘禹锡这样一些思想家所发出的声音在当时是十分微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