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科学哲学发展-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的背景

首先来看这一时期的知识背景。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进入了总结阶段,其代表性成果就是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同时期,长江以南的经济也日趋繁荣,水稻和蚕桑技术都达到一定的水平。天文历法此时也取得了不少新的发现,包括岁差概念的提出、太阳和五星视运动不均匀性的发现等。作为秦汉时期宇宙理论的延续和发展,这时出现了新的论天三家。而包括星图、浑仪、浑象在内的天文观测仪器有了进一步的改进,天文常数精度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在地理学方面,裴秀对制图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其提出了制图的六条重要原则。而郦道元的《水经注》全面描述了全国的山川地理状况,其中记述的河流水道多达1252条。这一时期的数学在《九章算术》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成就,出现了赵爽的《周髀注》、刘徽的《九章算术注》等一大批数学著作,其中刘徽还创立了“割圆术”。之后,祖冲之又在刘徽的基础上求出了精确到七位有效数的圆周率,其数值远远走在当时世界的前列。医药学在这一时期也进入了总结性的阶段,出现了王叔和的《脉经》、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由葛洪初撰经陶弘景整理补充的《肘后备急方》、陶弘景的《神农本草经集注》等诸多著作。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是炼丹术的重要发展时期,而炼丹术的发展又促进了化学知识的发展。除此之外,这一时期包括制瓷、灌钢、建筑以及机械制造在内的制作技术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1)

隋唐时期的社会由于相对安定,使得农业有了比较稳定的发展。这一时期以种茶为代表的植物栽培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同时,农学和园艺类著作也大量出现,如《四时纂要》、《茶经》等,特别是园艺栽培技术的发展和著作的出现为日后的植物谱录奠定了基础。在天文学方面,出现了刘焯、一行等著名天文学家,天文仪器继续得到改进,天文常数精度进一步提高。在地理学方面,这一时期的科学发展主要体现在对海陆变迁和潮汐的认识上。数学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是更加注重实用。医药制度在隋唐时期有了发展提高,唐代出现了第一部国家药典:《新修本草》,出现了孙思邈这样的名医以及《千金方》等医学名著。炼丹术及其制备技术在这一时期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此同时,人们对化学知识也有了新的了解。此外,唐代的纺织、印刷、建筑技术都达到了新的水平。特别是作为雕版印刷术,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时期的中外知识交流达到了空前的水平。(2)

以上就是魏晋南北朝与隋唐时期科学知识发展的一个基本概况。

下面再来看这一时期的哲学观念背景,特别是科学与哲学的一般关系。

这里先来对这两个时期做一个综合的描述。我们知道,在魏晋时期,玄学的基本思想是自然天道观,换言之,由王充所提倡的自然天道观得到了延续,因此这一时期的观念与思想是相对统一的。但玄学与王充的思想又有着重大的区别,玄学本身总体来说并不关心科学知识,它不像王充那样具有很强的实证性,而完全是一种“悬浮”的哲学思想,因此其对科学的影响也是相对有限的。特别是往后,其思想的影响力不断衰减。玄学之后,佛道盛行,其中所包含的鬼神迷信自然也逐渐侵入科学活动。与此同时,伴随着玄学以及自然天道观的衰微,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天命理论、天人感应思想、灾异祥瑞观念也纷纷卷土重来。这些都是与理性的退场或缺位密不可分的。这种退场或缺位为神秘主义的登场和继位提供了足够的活动空间。特别是到了唐代,天文、医药诸学科都普遍受到神秘主义思潮的严重侵染。另外,也由于哲学在科学活动中的缺位,使得知识逐渐失去对理论的兴趣,而普遍表现出实用的特征,这种状况在唐代尤为突出。要之,由于哲学总体上不在场,这一时期的科学活动大抵可用一个“乱”字来概括,这并非是指知识自身的混乱,而是指其缺乏整体、流畅并贯穿始终的观念和思想,缺乏理论,缺乏理性,缺乏核心的概念与范畴体系,也缺乏基本的科学观。如果将这一时期与此前的秦汉以及此后的宋元两个时期加以比较,就会清楚地看到这一时代特征。另外,这个“乱”又体现为科学、理性与包括巫术、迷信在内的种种神秘主义的相互冲突,体现为这种冲突过程的曲折、反复,甚至于这两种性质的内容还经常相互纠结和缠绕不清。这一点若与宋元时期相比,同样也特别明显地呈示了其时代的特点。

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一时期的哲学完全与科学无关,应当看到,尽管这一时期哲学与科学活动之间存在着“疏离”,但还是有不少科学活动并不缺乏哲学的思考。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科学活动中的哲学思考还是相对比较丰富的,这包括天文学、数学等。同时,炼丹术的兴起也赋予哲学以新的视角和位置。反之,在一些哲学家的思想中也能够看到知识的内容,例如杨泉。而葛洪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集哲学、科学和宗教为一体的范例。即使在哲学与科学关系更为疏离的隋唐时期,也仍然能够在医药学、地理学中看到哲学的影子,也仍然能看到哲学家如柳宗元、刘禹锡在关注知识问题。(www.xing528.com)

具体地,就魏晋南北朝时期而言,其前期是玄学的时期,而后期则是佛学的时期。由此,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也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在前半段,哲学与科学还能保持着相对比较密切的关系,从东汉末年开始兴起的天道自然观和元气自然论对魏晋时期的科学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相比秦汉时期而言,这一时期哲学家对于科学问题的关注似乎要薄弱得多。玄学由于过于注重思辨而没有给予科学知识足够的重视。继而进入后半段,随着佛教哲学的兴起,哲学与科学间的关系开始疏离甚至完全脱节,人们对于哲学的关注普遍因佛教的原因而转向心性问题。尽管道教及其哲学对此有一定的弥补,但涉及范围相对有限,并且其宗教性质也最终会使知识活动偏离原有轨道。这可以说是这一时期哲学与科学关系的一个大势。

更具体地来看,在科学活动中,魏晋时期的天文学、医学以及炼丹术都表现出对理论包括所涉及的哲学问题的一定兴趣,哲学所关心的天道、元气、阴阳、自然等问题在这些学科中也有所反映。反映在观念或概念上,魏晋时期的哲学与科学有某些共同的话语,这包括对道、气、自然、天人、变化这些概念的使用,其中自然概念大概可以视作这一时期最为核心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理”这一概念的使用逐渐增多,我们应看到它与后来隋唐特别是宋明时期知识与思想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在方法上,魏晋时期的方法更加偏重于理论的形态,例如刘徽的数学思想中“析理以辞”的逻辑方法;而南北朝时期则更加偏重于应用的形态,这一时期,包括数学、医学等学科普遍呈现出理论能力的下降以及对于实际应用的重视,这与后来隋唐是相连接的。同时,这一时期对于逻辑问题重新有所关注,而它也影响到诸如数学这样的学科对于理论及其哲学问题的兴趣,换言之,它也可能是数学重视理论的兴趣所致。但对于科学逻辑的兴趣并未能持久,不仅如此,之后科学对于理论的兴趣普遍有所减弱。从哲学的角度或原因分析,这应当与佛学的兴起有关。

总体来说,在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方面,这一时期科学对于哲学的重视程度要大于哲学对于科学的重视程度;魏晋时期哲学与科学的密切程度要大于南北朝时期哲学与科学的密切程度。而这样一种状况及其趋势又会对接下来的隋唐时期产生深刻的影响。

隋唐时期的哲学以佛教哲学为主,佛教或佛学一些大的派别在这一时期纷纷登上哲学舞台;道教及其哲学虽不如佛教炙手可热,显赫一时,但也形成一定的气候;至于传统的儒家学说,这一时期的发展是极其有限的,几乎可以用“人微言轻”来形容。

这一时期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具有某种相似性,事实上,也的确保持了相当的连贯性。一方面,科学活动中仍会涉及一定的哲学内容,这包括天文学、地理学、医学等学科。但不同的学科又有所不同。天文学虽然仍包含有对规律问题的探索,但这一时期很重要的一个现象是天人感应观念重新有所抬头;地理学成就最突出地体现在海潮理论中,其主要是对潮汐规律的认识;医学活动历来不乏哲学思考,但与天文学领域相似,隋唐时期的医学理论与实践还接受了鬼神观念。另一方面,与科学活动相比,哲学对于科学知识的涉及就显得十分有限。如前所指出,自汉代以来与科学关系较为密切的儒家哲学在这一时期受到严重压缩,正处于生存和发展的困境之中,活动空间相当有限,因此它自然无法给予科学以更多的关注和支持。至于炼丹术,其中会涉及道家或道教的相关哲学和科学思想,但同时也充斥着大量的谬误。当然,由于天人感应观念的重新抬头,也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拉近了科学与哲学的距离,但这是消极的,在理论上也无新意,在实践上还可能对知识活动产生负面影响。不过,由此而引出的柳宗元、刘禹锡二人对于天人问题的某些看法或见解仍是有意义的。同样,这样一种状况也影响到观念、概念、思维和方法。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我们就很难再看到先秦和秦汉时期那种哲学与科学之间的高度一致性,或者说那种“亲密”的关系,隋唐时期更是如此。在这两个时期,哲学与科学所关心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分离的,并且,较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分歧可能还要更大些,这里主要是指隋唐佛教哲学与科学活动的距离。但又要看到,尽管隋唐时期的科学活动与哲学活动有一定的隔阂,这一时期哲学与科学之间仍有一些沟通之处。尤其是一些重要的概念,例如气、理等,特别是“理”这一概念的使用较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有所增多,并且使用得越来越频繁。也正是这些概念又将此前的秦汉时期与此后的宋元时期勾连在一起,并成为宋代哲学的一个坚实而重要的基础。

最后,还有两点需要特别指出。第一,尽管我们指出,佛教哲学所关心的问题与科学活动之间存在着距离,但我们也要注意佛教哲学与佛教在这一问题上的差别,事实上,佛教与知识仍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在某些领域如医学、天文学领域中还比较甚至十分密切。第二,在魏晋南北朝与隋唐时期,实测与实验的思维与方法获得了比较充分的发展,这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科学活动中的一个十分显眼的“亮点”。而我们在其中又要注意,这一“亮点”与科学思想以及哲学思想之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