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总体上而言有着浓郁的宗教气氛,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十分值得深思的现象。例如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汉代的哲学可能是最具有宗教色彩的,也可以说与宗教的关系是最紧密、最复杂的;又如汉代的科学知识相比其他历史时期可以用“突出”来形容,但它旁边却侧立着同样可视之为“突出”的宗教信仰,这种宗教信仰是带有神秘的巫术性质的。这就是汉代哲学与科学的氛围和环境,宗教氤氲弥漫和笼罩着整个时代。其实,这样一种宗教气氛以及与哲学和科学的密切关系从战国末年就已经开始弥漫和确定了。
以阴阳五行思想为例。阴阳五行学说在战国末年已经赫然而出,于诸学派中俨然成一大家。特别是其中的五行思想,它已经反映在邹衍的五德终始历史观中,反映在诸如“五方”、“五帝”、“五神”等种种宗教信仰中,反映在《黄帝内经》的早期理论和实践中,也反映在以吕不韦为代表的杂家思想中。在这里,知识、观念、信仰、思想紧密纠缠在一起。而到了汉代,相当多的知识、思想以及宗教信仰都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作为理论基础的,这包括《黄帝内经》这样的知识系统,包括《淮南子》这样哲学与科学合二为一的系统,也包括《春秋繁露》、《白虎通》这样哲学与神学合二为一的系统。但是,阴阳五行学说在汉代已经完全被神学化或神秘化了。例如董仲舒说:“阳,天之德;阴,天之刑也。阳气暖而阴气寒,阳气予而阴气夺,阳气仁而阴气戾,阳气宽而阴气急,阳气爱而阴气恶,阳气生而阴气杀。是故阳常居实位而行于盛,阴常居空位而行于末。天之好仁而近,恶戾之变而远,大德而小刑之意也,先经而后权,贵阳而贱阴也。”(《春秋繁露·阳尊阴卑》)又如《黄帝内经》中说:“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其病发惊骇。其味酸,其类草木,其畜鸡,其谷麦,其应四时,上为岁星,是以春气在头也。其音角,其数八,是以知病之在筋也,其臭臊。”(《素问·金匮真言论》)在这里,当阴阳五行理论无论是用于哲学还是用于科学解释时,都具有浓厚的神秘色彩,这却是汉代的普遍现象。
又如“象”、“数”问题。随着“象”、“数”观念在人们头脑中的确立,其中的神秘主义也萌芽了,这里面同样既有知识的东西,也有巫术的东西。如关于“象”,汉人的大量物候、气象和天象观察中就是科学知识与宗教迷信杂糅在一起的。以《史记·天官书》说“云”为例,其讲:“稍云精白者,其将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绝远者,当战。青白,其前低者,战胜;其前赤而仰者,战不胜。阵云如立垣。杼云类杼。轴云抟两端兑。杓云如绳者,居前亘天,其半半天。其蛪者,类阙旗故,钩云句曲。诸此云见,以五色合占。而泽抟密,其见动人,乃有占;兵必起,合斗其直。”这里是用云气来解释兵事,宗教神秘主义倾向以及巫术特征都十分明显,但学者们也指出,这其中对于云象的观察、分析和判断又无疑包含着知识的因素。(45) 关于“数”,汉代有关的知识、思想同样与宗教信仰纠缠、混淆在一起。如《淮南子·地形训》:“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数十,日主人,人故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二主偶,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马,马故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犬,犬故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时,时主彘,彘故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猿,猿故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麋鹿,麋鹿故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虎故七月而生。二九十八,八主风,风主虫,虫故八月而化。”在这里,数竟能将不同的物、类以及时间串在一起。而在《汉书·律历志上》中,我们又可以看到律、历与数甚至《易》已经完全纠合在一起,例如:“天之数始于一,终于二十有五。其义纪之以三,故置一得三,又二十五分之六,凡二十五置,终天之数,得八十一,以天地五位之合终于十者乘之,为八百一十分,应历一统千五百三十九岁之章数,黄钟之实也。繇此之义,起十二律之周径。地之数始于二,终于三十。其义纪之以两,故置一得二,凡三十置,终地之数,得六十,以地中数六乘之,为三百六十分,当期之日,林钟之实。”这些在汉代实际上是非常普遍的认识,其中的神秘主义或巫术的性质是如此明显。这样一种对数的神秘主义的理解或解释在刘歆那里达到了巅峰,也因此,科学史研究没有其地位。
此外如我们所知,神仙说与方士术士在战国末年已经产生,更是浸淫于整个汉代,这在很大程度上又反映了知识分子对于神仙方术信仰的热衷。凡此种种,都是秦汉时期特别是汉代知识、学术、信仰、观念、思想与理论的土壤,而汉代的精神世界也的确就是得益于这片土壤而蓬勃发展起来的。
上述现象究竟意味着什么?可以这样认为:它充分表明了中国文化所存在的连续性特征。知识活动没有发生革命,体现出连续性;宗教生活也没有发生革命,同样体现出连续性。这二者又与思维相关,并进一步影响哲学。(46) 而这又将作为一种范式深刻影响后来的各种相关领域及活动。
当然,上述问题也可以反过来考察。这就是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宗教与哲学的关系。或者说,宗教背后的科学因素、哲学因素以及宗教背后的理性因素。
以天人感应理论为例,这样一种观念或理论在战国末年已经露面,我们可以在儒家、杂家和《易传》的思想中找到它的蛛丝马迹。到了汉代,天人感应理论已经演变为一种政治神学,或者说它成为一种用于满足政治目的的宗教学说。证明这样一种学说理论上的荒谬并不困难,到目前为止,诸多的哲学史研究也是这样做的。但我们也应该考虑,既然是如此荒谬的理论为何在当时却有很强的“吸引力”甚至“生命力”。事实上,这种“吸引力”与“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来自科学知识,来自科学知识的支持。许多荒谬的理论由于有了科学的支持,有了科学作为同盟,因而变得令人信服。不仅如此,这样一种学说对于科学可能还存在着刺激或带动,更深远地说,也包括由这些科学论证所导致的更新和更高的哲学认识与理解。事实上,在神学高度发展的汉代,天文学(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占星术)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与先秦时期相比,汉代的天文观察越来越周密,测算越来越精确,历法越来越进步,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探究其中的原因,“神秘”的好奇心的确不容我们忽视。对此李申曾有令人深受启发的意见,其指出:“汉代的天人感应学说,其目的是服务于政治,它所注意的主要是具体的天象。它的天,当然是个神。但它不能否认天也是一个物。这个物与地的相对位置如何?天人感应思想不感兴趣。它注意的只是异常天象。然而,正因为它特重异常,也就必须首先去弄清正常的情况:日月星辰为何东升西落?春夏秋冬为什么周而复始?否则就不知道何为异常。因此,天人感应不仅不阻挠,反而可能去鼓励对上述问题的探讨。这样,神学就给科学留下了一块较为自由的土地。”(47) 其实,天人感应学说的衰落最终也是由自己造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自己所导致或依赖的科学证明为自己挖掘了坟墓。
再有谶纬学说。谶纬学说充斥着荒诞不经的论断以及论据,这是毋庸置疑的。以纬书为例。如《尚书纬·璇玑钤》:“尚书篇题号: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节度。书也,如天行也。”《礼纬·稽命征》:“礼之动摇也,与天地同气,四时合信,阴阳为符,日月为明,上下和洽,则物兽如其性命。”《诗纬·含神雾》:“诗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万物之户也。刻之玉版,藏之金府,集微揆著,上统元皇,下序四始,罗列五际。”类似这样的话在纬书中可以说比比皆是,从这些话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对于经的神秘性质的强调。但即便如此,纬书中其实仍然包含着一定的科学内容,或包含着对当时许多科学知识的认识。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三册第三十一章中专门安排了第七节“纬书的世界图式与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比较”,其在结尾处指出“其中也有科学的思想”,并以列宁的话佐证,这是“科学思维的萌芽同宗教、神话之类的幻想的一种联系”(48) 。不过,由于一些我们可以猜测的原因,冯友兰并没有举例说明和论证。但《中国科学思想史》一书的作者通过考察、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相应的例证。例如《春秋元命包》中记录有当时的浑天说理论:“天如鸡子,天大地小,表里有水,地各承气而立,载水而浮。”其中甚至还在中国科学史上最早系统地提出了有关地球运动的思想:“地有四游,冬至地上行北而西三万里,夏至地下行南而东三万里,春秋二分是其中矣。”(《尚书纬·考灵曜》)这无疑也是受到浑天说理论的启发。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49) 从这里我们的确可以看到神学与科学之间的联系,神学并不截然与科学对立,甚至还会无意地“孵化”科学。
就此而言,我们切不可得出神学与科学必定截然对立的形而上学的结论。
李约瑟曾从神秘主义的角度对此问题作过考察,他结合西方的经验指出:“理性的神学是反对科学的,而神秘的神学却证明是拥护科学的。对这个明显的矛盾可以这样解释:理性的神学是反方术的,而神秘的神学则倾向于赞成方术。”他举例说:“波尔塔的一部含有许多科学材料的著作却是以《自然魔术》(Natural Magic)为书名;英国皇家学会早期所感兴趣的一些东西,我们今天看来都是些方术;而像托马斯·布朗爵士和坚决反对亚里士多德的格兰维尔的观点都是巫术;还有,17世纪的生物学家沉醉于犹太教神秘主义‘喀巴拉’(Kabbalah)体系,相信它那古代神秘主义也许含有对他们有价值的观念。”(50) 以此为基础,李约瑟进一步得出结论:“在欧洲近代科学的创始阶段,神秘主义的路数常常比理性主义更有帮助。”(51) 上述西方的事例与经验在我们评价中国古代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时无疑是值得参考的。
总之,汉代的宗教、神学同样不能回避科学。在一定意义上,宗教和神学也是在一种“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状态中与科学保持着联系。这是一柄双刃剑。结合历史来考察,一方面,哲学对于神学的借用、宗教对于理性的侵蚀固然会损害哲学以及科学,它会压抑理性的正常发展,这大致可以说是汉代前期的现象;但另一方面,神学与宗教对于科学利用或庇护的诉求,也会壮大科学及其盟友:理性的思维与哲学,并反过来击溃神学本身,这正是汉代后期的情况。
(1) 以上考察主要参考了杜石然等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刘洪涛编著《中国古代科技史》和袁运开、周瀚光主编《中国科学思想史(中)》(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等著作中的相关内容。
(2)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三册,第189—1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 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第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4) 梁启超:《阴阳五行之来历》,《古史辨》(五),第34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5) 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五),第40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6) 〔日〕中村元:《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第157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7)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284页。
(8)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288页。
(9) 同上书,第303页。
(10)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304页。
(11) 同上书,第305页。
(12) 同上书,第318页。
(13)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318页。
(14) 同上书,第330页。
(15) 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册),第414、41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16) 《雨雹对》在《四库全书》中共有四处收录,分别是《古文苑》、《西汉文纪》、《文章辨体汇选》及《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17) 参见袁运开、周瀚光主编《中国科学思想史(中)》,第176页。
(18) 李申:《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第26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9) 唐明邦:《汉代<周易>象数学的思维模式剖析》,载唐明邦等编《周易纵横录》,第324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
(20)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309、310页。(www.xing528.com)
(21) 同上书,第319页。
(22) 参见〔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319—321页。
(23) 同上书,第327页。
(24) 关于《浑天仪》的作者问题,学术界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25)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三册,第191页。
(26) 参见袁运开、周瀚光主编《中国科学思想史(中)》,第84页。
(27) 参见周瀚光《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研究》,第43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28) 参见袁运开、周瀚光主编:《中国科学思想史(中)》(第110—116页)有关内容。
(29) 上述归纳参见袁运开、周瀚光主编《中国科学思想史(中)》(第117—126页)有关内容。
(30)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317页。
(31) 吴文俊:《关于研究数学在中国的历史与现状》,《自然辩证法通讯》1990年第4期。
(32) 吴文俊:《关于研究数学在中国的历史与现状》,《自然辩证法通讯》1990年第4期。
(33) 参见周瀚光《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研究》,第39页。
(34) 参见杜石然等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第185页。
(35) 参见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第131页,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
(36) 赵庄愚:《论易数与古天文历法学》,载唐明邦等编《周易纵横录》,第443—447页。
(37)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312页。
(38) 但《黄帝内经》作为一部经验和理论总结性的著作,其许多思想可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逐渐形成。
(39) 以上论述参考了袁运开、周瀚光主编《中国科学思想史(中)》,第178—185页。相关内容同时可参考卢嘉锡总主编、席泽宗分卷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卷》,第216—222页。
(40)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395、396页。
(41) 见卢嘉锡总主编、席泽宗分卷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卷》,第217—218页。
(42) 见卢嘉锡总主编、席泽宗分卷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卷》,第215页。
(43)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数学》,第337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78。
(44) 袁运开、周瀚光主编:《中国科学思想史(中)》,第68、69页。
(45) 参见谢世俊《中国古代气象史稿》,第510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
(46) 以上连续性以及相关的革命问题可参考本人的相关研究。其中思维方面可参见拙作《中国思维形态》;知识方面可参见拙作《古代中国科学范型》;宗教方面可参见拙作《中国社会的宗教传统》;哲学方面可参见拙作《中国哲学的起源》。
(47) 李申:《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第312页。
(48)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三册,第207页。
(49) 参见袁运开、周瀚光主编《中国科学思想史(中)》,第39—41页。
(50)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101页。
(51) 同上书,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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