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通史中对检验与实验的重要性

作为检验或验证的哲学认识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这包括荀子的“征知”,韩非的“参验”,这也为汉代对于知识的确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哲学认识前提。王充哲学中所提出的“效验”思想或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王充讲:“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论衡·薄葬》)“论则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虚之事,辄立证验。”(《论衡·对作》)“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论衡·知实》)王充也正是用这样一种方法来实际检验和判断观念或言说的真伪,例如关于雷火:“雷者火也。以人中雷而死,即询其身,中头则须发烧燋,中身则皮肤灼,临其尸上闻火气,一验也。道术之家,以为雷烧石色赤,投于井中,石燋井寒,激声大鸣,若雷之状,二验也。人伤于寒,寒气入腹,腹中素温,温寒分争,激气雷鸣,三验也。当雷之时,电光时见,大若火之耀,四验也。当雷之击,时或燔人室屋及地草木,五验也。夫论雷之为火有五验,言雷为天怒无一效。然则雷为天怒,虚妄之言。”(《论衡·雷虚》)“验”在这里不仅是方法,也是王充思想的“灵魂”。或可以这样认为,王充的“效验”思想或理论实际是将荀子的“征知”思想与韩非的“参验”思想进一步具体化,特别是在科学实践与检验中的具体化。而且还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似乎也有类似的意识,如他说:“不法之言,无验之说,君子之所外。”(《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正如李申所指出:“重视事实”“是汉代人基本的思维方式。”(42)

而更重要的是,从秦汉时期开始,这样一种最初源于先秦哲学的观念开始逐渐成为科学活动的重要思维与方法。这一思维或方法在当时的天文学活动中就体现得十分明显。由于历法的制定以及对各种天体运行轨道数据的需求都对精确性提出要求,因此检验或验证自然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例如张衡就是根据长期的天文观测经验,提出“有象可效,有形可度”(《灵宪》)。这样一种思维和方法为当时的天文观测所普遍遵循。

中国古代科学史上的实验方法始于先秦墨家学派,但汉代的科学实验无疑有了重大的进展。我们知道,张衡的工作就有实验的基础,这包括浑天仪、地动仪以及漏壶等,这些实验仪器较之以前几乎有了质的变化。而随着炼丹术的出现,实验活动又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就是人工控制下的实验形式,就知识领域而言,便是从物理学科延伸扩大到化学学科。也有学者将《周易参同契》中的炼丹活动概括为剂量配比、捣冶、固塞、用火、温度调试、时间掌握和谨慎观察。事实上,这就是一般意义的化学实验的基本要素,其中甚至也涉及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实验的基本要素。(www.xing528.com)

总之,中国古代的检验与实验的方法在秦汉特别是两汉时期已基本成型,在以后的科学活动中会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