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学哲学：顺应自然的因宜观念

如前面的考察所指出,“因”、“宜”观念及其方法有着悠久和深厚的传统,从三代到春秋战国时期,顺应自然的天人观念已经十分普遍,这突出地体现在“因”、“宜”观念中。在先秦时期的许多文献如《尚书》、《诗经》、《管子》、《墨经》、《易传》、《吕氏春秋》中都可以找到相关的思想表达。而秦汉时期实际继承了这一思想传统,这尤其体现在农学、医学等知识活动之中。

农耕生产活动首先会涉及“因”、“宜”问题。这里有两部著作值得注意,即《周礼》与《吕氏春秋》。这两部著作在本书的划分中都归属先秦时期,但事实上它们又都与秦汉这一时期有关,因此其中的相关思想不能不提。例如《周礼》中说:“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地官司徒·大司徒》)又如《吕氏春秋》中说:“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任地》)在这里,“因”、“宜”观念或思想显而易见。到了汉代,《氾胜之书》就继承了这样的观念或思想传统,其强调:

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www.xing528.com)

这里的“趣时”、“和土”不仅涉及天、地问题,也涉及因、宜问题,内在思想与前人的传统相连贯和衔接。不过我们同时要看到,到了汉代,“因”、“宜”观念中也多了几分神秘色彩,具体来说,就是宜忌观念在这一时期突显出来,而这一观念中既有科学的内容,也有神秘和巫术的成分。例如:“小豆忌卯,稻麻忌辰”,“小麦忌戌,大麦忌子。”当然,这也是秦汉这一时代的特点。

医疗活动或医学中的“因”、“宜”观念与方法也非常典型。但需要指出的是,医疗活动中的“因”、“宜”观念与农业活动中的“因”、“宜”观念是有所区别的,其具有某种特殊性。在前面的考察中我们知道,“因”、“宜”观念首先是因为农业耕种或生产而发展起来的,也就是在天人关系中发展起来的,由此,其中的“因”、“宜”观念就是指因天地之宜,因土时之宜。而医疗活动中的“因”、“宜”观念已经有所变化。以《黄帝内经》为例,其“因”、“宜”观念与方法主要是指宜疾、宜人、宜位(穴)、宜时等不同方面。如讲:“视人五态乃治之”(《灵枢·通天》)、“谨候其时,病可与期”(《灵枢·卫气行》)。不难看出,这里的“因”、“宜”观念显然与“原型”有很大的不同,其做了进一步的延伸。当然,其总体精神与农业生产是一致的。关于这方面的具体内容将在下面做专门考察。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内经》有关“因”、“宜”的观念与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同样涉及有差异性或具体性思想,而这样一种思想也是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奠定了的,但《内经》显然使得这一思想或观念变得更加丰富。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内经》对于“因”、“宜”问题的特殊理解无疑是进一步发展或丰富了传统的“因”、“宜”观念,这不仅仅是在科学的意义上丰富了这一观念,也是在哲学的意义上丰富了这一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