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阴阳五行与中国古代科学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的第十三章(几占全卷五分之一篇幅)以“中国科学的基本观念”为题,着重对阴阳五行观念与科学的关系作了讨论,其中一些看法对于我们深入思考这一问题很有意义。

总的来说,李约瑟认为阴阳五行观念的产生有其合理性,它最初是有朴素的知识依据的,但随着发展,它有越来越多的牵强附会,也变得越来越繁复怪诞。李约瑟说:“这些相互联系有些是这一基本假说本身之自然而无害的结果。五行与季候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并且根据它们与方位的联系建立了各种顺序。把火与夏季和南方联系起来。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加无可避免的呢?这一定起源于太古,因为我们在秋收字样中看到火(即热)和被它育熟的禾。”“但是随着事物的日益复杂化,牵强附会也就日益增多。”(7) 又说:“据我所能看到的而言,这些理论起初对中国的科学思想倒是有益的而不是有害的,而且肯定绝不比支配欧洲中古代思想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元素理论更坏。当然,象征的相互联系变得越繁复和怪诞,则整个体系离开对自然界的观察就越远。”(8)

对于在科学已经昌明的今天如何看待或理解这一古老的观念与思维体系,李约瑟也表达了自己独到的看法。李约瑟指出:“大多数欧洲观察家都指责它是纯粹的迷信,阻碍了中国人中间真正科学思维的兴起。不少中国人,特别是现代的自然科学家,也倾向于采取同样的意见。但是他们的处境有点不同,因为他们必须与成千上万的传统的中国学者打交道,而这些人并未受过现代科学的世界观的教育,这些人仍在想象着中国的古代思想体系是一个可供选择的活路。垂死的原始科学理论顽固地依附于不死的伦理哲学之上。但是我们的任务不是要研究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它是完全能够自行现代化的。我们所要考察的是,事实上古代的和传统的中国思想体系是否仅只是迷信,或者简单地只是一种‘原始思想’,还是其中也许包含有产生了它的那种文明的某种特征性的东西,并对其他文明起过促进作用。”(9) 我们看到,李约瑟在这里反映出了一种不同于一般观察者与科学家的看法,这是一种基于深刻历史观和文化史观上的睿智。

那么,阴阳五行观念或学说究竟有怎样的合理性呢?或者说其在思维上究竟有怎样的价值呢?李约瑟指出,许多西方学者将中国阴阳五行学说中所体现出的整体观称之为“协调的思想”。他说:“葛兰言已经把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那种思维命名为‘协调的思想’(coordinative　thinking)或‘联想的思维’(associative　thinking)。这种直觉—联想的体系有其自身的因果性及其自身的逻辑。它既不是迷信,也不是原始的迷信,而是它自身特有的一种思想方式。卫德明把它与强调外因的欧洲科学所特有的‘从属’(subordinative)的思维作了对比。在协调的思维中,各种概念不是在相互之间进行归类,而是并列在一种模式之中。而且,事物的相互影响不是由于机械原因的作用,而是由于一种‘感应’(inductance)。”(10) 李约瑟进一步指出:“中国思想史中的关键词是‘秩序’(order),尤其是‘模式’(pattern)以及‘有机主义’(organism)。象征的相互联系或对应都组成了一个巨大模式的一部分。事物以特定的方式而运行,并不必然是由于其他事物的居先作用或者推动,而是因为它们在永恒运动着的循环的宇宙之中的地位使得它们被赋予了内在的本性,这就使那种运行对于它们成为不可避免的。如果事物不以那些特定的方式而运行,它们就会丧失它们在整体之中相对关系的地位(这种地位使得它们成其为它们),而变成为与自己不同的某种东西。因此,它们是有赖于整个世界有机体而存在的一部分。”(11) 李约瑟以及葛兰言上面所说的协调、秩序以及有机主义的思维方式在中国古代医学中得到最为清晰也最为经典的体现,这将在后面详加考察。(www.xing528.com)

鉴于人们对阴阳五行理论的批评,李约瑟结合欧洲的事例或经验对这一理论作了必要的辩护。李约瑟说:“对于不考虑欧洲科学史而探讨这些理论的现代科学家来说,它们似乎是古怪的。到了这些内行们的手里,它们达到荒诞的境地,但这却并不比欧洲中世纪对元素、命星和体液等的理论化更坏。回顾前面所谈的一切,五行和阴阳体系看起来并不是完全不科学的。任何人想要嘲笑这种体系的持续,都应当回想起当年创立英国皇家学会的前辈们曾耗费他们大量宝贵的时间,来与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理论和其他‘逍遥学派的幻想’的顽固支持者们进行殊死的斗争。”(12) 李约瑟还说:“中国的五行理论的唯一毛病是,它流传得太久了。在公元1世纪是十分先进的东西,到了11世纪还勉强可说,而到了18世纪就变得荒唐可厌了。这个问题可以再一次回到这样的事实:欧洲有过一场文艺复兴,一场宗教改革,以及同时伴随着的巨大的经济变化,而中国却没有。”(13) 李约瑟甚至认为:“我们对于五行和两种力量(注:指阴阳)的理论所作的思考已经表明,它们对中国文明中科学思想的发展起了一种促进的而不是阻碍的作用。只有到了17世纪当欧洲最后摒弃了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以后,这两种学说与西方人的世界图像比较起来,才使中国人的思想呈现某种程度的落后。”(14)

不难看出,李约瑟对于阴阳五行理论给予了足够的宽容,当然这并非是基于简单的同情,而是基于对中国式思维特征及其价值的深入思考。不能否认,李约瑟的上述评价可能多少有些溢美之嫌,但其中的确不乏合理性。应当说,李约瑟对于阴阳五行观念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关系的看法是值得我们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