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通史古代科学哲学卷》中的重要影响

最后,我们再来就春秋战国时期哲学思想与科学活动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作点思考。综观春秋战国时期哲学与科学的发展,其中有两点尤为重要。

首先,是哲学与科学的密切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哲学的成型时期。在这个时期,科学与哲学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接触或联系,中国古代许多哲学和科学共同使用的思想、理论、概念和方法就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这一时期科学与哲学关系的总体特点是:科学影响哲学,科学决定哲学,这实际也是延续了三代的“惯性”。当然,哲学一旦“独立”,其也会产生影响科学的思想,特别是到了这个阶段的末期,观念与思想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知识活动中。

这一时期科学与哲学间的密切关系具体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科学活动与哲学的关系。先秦时期的科学活动成为哲学发展广阔而深厚的背景,不同的科学活动以其特有的问题与哲学建立起联系。例如天文学以对规律和天人关系问题的关注建立起与哲学的关系,农学与生物学以对天人关系、辩证方法、分类方法的关注建立起与哲学的关系,还有地理学对类的问题的关注,数学对数的问题的关注,所有这些都为哲学的展开提供了知识、概念以及思维、方法的前提。

第二,哲学活动与科学的关系。这一时期相当多的哲学学派都程度不同地与科学知识保持着联系,有些甚至对科学具有极其浓厚的兴趣。例如道家对宇宙的生成和发展抱有浓厚的兴趣;墨家根本就是一个科学学派,其科学知识与思想涉及光学、力学、数学以及实验等多个方面;阴阳家的体系十分驳杂,所涉及的知识领域非常宽广。还有名家、杂家以及《易传》。这足以说明科学在当时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第三,科学与哲学共有的观念、思想与概念。在科学活动先期形成的问题积极地影响到了哲学活动,在科学活动中所形成的观念和概念也就自然延伸到哲学领域。例如天文学中的天道发展而为哲学的道,农学、生物学中的天人关系问题上升为具有更为一般意义的哲学命题,农学、医学中的辩证思考成为哲学中相关思考的基础,而天文学与数学中的象、数概念最终导致了哲学的象数学传统。这一时期已形成了多个源于知识的概念群。

第四,科学与哲学共用的思维与方法。在春秋战国时期,无论是科学活动中,还是哲学活动中,各种方法多姿多彩。科学与哲学不仅开始共有观念和概念,也开始共有思维和方法。这包括:经验类型的思维与方法是中国科学与哲学的共有资源,类思维也成为两个不同领域的共同财产,还有与演绎或推理有关的思维和方法也在两个不同的领域中得到了具有关联的发展。

毫无疑问,春秋战国时期科学与哲学之间如此密切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自由的学术气氛有关,也与自然而然所形成的兴趣有关。尤其重要的是,其提供了一个中国古代哲学与科学紧密联系的时代范本。以上哲学与科学的密切关系对于以后的中国知识界与思想界具有重要的范式意义。

其次,是科学、哲学和宗教神秘主义的复杂关系。

从西周末年开始,中国社会主要是知识界和思想界中出现了一个理性或无神论思潮的进步过程。这样一个进步是缓慢发生发展的,它伴随着思维的进步,也伴随着知识的进步。如有关天道知识的增加在无神论思潮的发展中就起着重要的作用。而春秋以后的理性趋势又是奠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由于知识的积累,道德的泛化,到了春秋时期,知识与思想界的理性意识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趋势。表现在与宗教的关系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智者对传统的迷信提出了质疑,过去那种习以为常的巫术思维与视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以快速增长的知识和广泛普及的德性作为依托,越来越多的智者采取理性而非迷信地看待与解决问题的态度或方式,于是,理性精神得到高扬。而这样一种持续的发展一旦有一个合宜的社会氛围,便势必会造就一个伟大的时代的到来。结果,到了春秋末年,也就是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期的核心时段,由于思想被提供了一个空前活跃和自由的空间,我们终于看到了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这样一些伟大的智者纷纷出场。这是整个人类相同的理性出场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我们又要看到,神秘或巫术又不可能如此轻易地退场。在一定意义上,春秋战国时期的无神论思潮实际遮蔽了中国社会神秘信仰的真实状况。而从战国末年起,知识与思想界开始普遍出现一种迷恋象、类、数,同时将其神秘化的倾向。除了宗教信仰的原因,这其中一个深刻的背景就是春秋以来在天文、数学以及生物、医疗等知识领域方面的快速增长。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理性的自负和狂妄,以为某些结构是可以以一驭万的。在这里,虚妄自大的理性导致了某种神秘主义的倾向。但是,理性的迷失一般不会导致普遍的思维偏向。因此,就神秘倾向而言,其背后还一定应当有更为深刻的信仰根源或宗教因素,而这就是中国宗教或信仰的连续性的反映。由于没有经过宗教革命,原始的巫术信仰在一定的时候便会重新复萌,也即是返祖。就此而言,从战国中后期开始,中国的知识与思想界实际又是沉浸在一片宗教巫术的氛围之中。例如在阴阳五行家的思想中,既有大量的神秘色彩,但又不乏知识或科学活动的内容,这可以在《吕氏春秋》、《淮南子》以及《黄帝内经》等著作中清楚地看到。事实上,中国的科学以及哲学就是在与神秘主义的交织中发展起来的。

以上正是中国古代哲学、科学、巫术、信仰关系的复杂性,或理性与神秘关系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将作为一个深刻的印记而伴随中国古代哲学与科学终身。

(1) 参见杜石然等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第124—125页。

(2) 以上参考杜石然等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第125—130页。

(3) 以上内容分别参考了杜石然等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第130—133页;李迪《中国数学史简编》,第23、24页。

(4) 以上内容主要参考了杜石然等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第137—139页;刘洪涛编著《中国古代科技史》,第122—127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

(5) 以上参考杜石然等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第89—94页。

(6) 同上书,第91页。

(7) 关于“阴阳”、“五行”及“气”观念在春秋时期发展的详细状况可参见本人《中国哲学的起源——前诸子时期观念、概念、思想发生发展与成型的历史》与《中国哲学起源的知识线索——从远古到老子:自然观念及哲学的发展与成型》中的相关内容。

(8) 事实上,孙子、范蠡与老子的转化思想大致可以放在同一时代或尺度下来理解,虽然其关心的问题有所侧重,但有一点十分相同,即他们都高度重视自然现象与知识,高度重视当时天文学等知识领域所提供的重要认识成果。

(9) 关于“天”、“天道”、“天人”观念在春秋时期发展的详细状况可参见本人《中国哲学的起源——前诸子时期观念、概念、思想发生发展与成型的历史》与《中国哲学起源的知识线索——从远古到老子:自然观念及哲学的发展与成型》中的相关内容。

(10) 除此之外,音乐或乐律也明显有着“天数”的特征。例如《国语·周语下》中记载:例如:“古之神瞽考中声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钟,百官轨仪,纪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这里所谓“天之道也”,实际也就是指“天之数也”。按韦昭:“神瞽,古乐正,知天道者也,死以为乐祖,祭于瞽宗,谓之神瞽。”由此可见,古时知天道者不唯星占家,乐律以及凡与数术相通者都有可能对天道即自然规律有所知晓。并且天道或规律在这里是一种自然或数字结构,这也使我们了解到春秋时期关于自然规律认识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关于天数及其与天道的关系问题还可参考本人《中国哲学起源的知识线索——从远古到老子:自然观念及哲学的发展与成型》。

(11) 关于“类”、“象”、“数”观念在春秋时期发展的详细状况可参见本人《中国哲学的起源——前诸子时期观念、概念、思想发生发展与成型的历史》与《中国哲学起源的知识线索——从远古到老子:自然观念及哲学的发展与成型》中的相关内容。

(12) 参见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第40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

(13) 同上书,第208—211页。

(14) 参见杜石然等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第101、102页;邹树文《中国古代的动物分类学》,载李国豪主编《中国科技史探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5) 若不以知识为线索而仅论事物与语词界说,那么《尔雅》所涉及的内容还要更为广泛。

(16) 就思维而言,这也就是所谓“表象”和“意象”。例如黑格尔在其《小逻辑》一书中就从哲学的视角对“表象”概念作了深入的分析,而刘文英在《漫长的历史源头——原始思维与原始文化新探》一书中又基于原始思维的角度对“意象”概念作了充分的论述。

(17) 这同样也体现在占卜活动中。

(18) 参见田长浒《中国金属技术史》,第74页,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闻人军:《考工记导读》,第32、33页,成都,巴蜀书社,1988。

(19) 关于无神论观念在春秋时期发展的详细状况可参见本人:《中国哲学的起源——前诸子时期观念、概念、思想发生发展与成型的历史》与《中国哲学起源的知识线索——从远古到老子:自然观念及哲学的发展与成型》中的相关内容。(www.xing528.com)

(20) 〔德〕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9、10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21)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1页。

(22) 有关老子“道”的知识背景还可参考本人《中国哲学起源的知识线索——从远古到老子:自然观念及哲学的发展与成型》中的专门论述。

(23) 有关老子的宇宙理论还可参考本人《中国哲学起源的知识线索——从远古到老子:自然观念及哲学的发展与成型》中的专门论述。

(24)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88、90页。

(25)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176页。

(26)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1页。

(27) 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第1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8) 有关古代希腊逻辑思维与古代中国逻辑思维的比较,可参考本人的著作《中国思维形态》。

(29) 但从根本上说,古代希腊定义方式的取得又是与其成熟的几何学及公理体系密切相关的,其有着强大的理论与学者背景和传统,而对比之下,这是具有强烈工匠色彩或传统的墨家所不具备的,荀子同样无法达到这种源自整体的科学理论高度。就此而言,仍是科学活动最终决定了逻辑学,并且也影响到了哲学。

(30) 参见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册),第255页。

(31) 参见卢嘉锡总主编、席泽宗分卷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卷》,第116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32) 以上数位问题考察参考了刘洪涛编著《中国古代科学史》和袁运开、周瀚光主编《中国科学思想史(上)》两书中的相关内容。

(33) 以上内容的叙述参考了蔡宾牟、袁运开主编《物理学史讲义——中国古代部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和袁运开、周瀚光主编《中国科学思想史(上)》两书中的相关内容。

(34) 以上内容的叙述参考了蔡宾牟、袁运开主编《物理学史讲义——中国古代部分》和袁运开、周瀚光主编《中国科学思想史(上)》两书中的相关内容。

(35) 参见蔡宾牟、袁运开主编《物理学史讲义——中国古代部分》,第79—81页。

(36) 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册),第258、259页。

(37)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202页。

(38) 参见〔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284页。

(39) 参见袁运开、周瀚光主编《中国科学思想史(上)》,第471、472页。

(40)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286页。

(41) 同上书,第1页。

(42)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261页。

(43) 不过,李约瑟对于《易经》、《易传》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象数学系统比之阴阳五行学说有着更为负面的评价。如他在评价《易经》时说道:“恐怕我们不得不说,尽管五行和阴阳的理论对中国的科学思想发展是有益无害的,但是《易经》的那种精致化了的符号体系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灾难性的障碍。它诱使那些对自然界感兴趣的人停留在根本不成其为解释的解释上。《易经》乃是一种把新奇事物搁置起来,然后对之无所事事的系统。它那象征主义的普遍体系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归档系统。它导致了概念的格式化……”(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363页)在谈到象数学问题时又说道:“所以,我们就看到,自然主义者——或者不论写下这节文字的人是谁——由于他们对活有机体世界的强烈兴趣而做出了很值得赞扬的观察。但是,就像开始的那一段所表明的那样,那一切都是放在数字神秘主义的框架之中的。”(同上书,第295页)

(44) 有趣的是,若考察或比较西方音乐史,我们就会发现这一理论的“正确性”。事实上,这也是中国古代音乐理论从周代就形成的一个基本传统和原则。并且由此我们也得以进一步了解中国古代哲学里的中和或平和思想与音乐及其相关知识的联系。

(45) 有关春秋时期更广泛意义上的概念群或概念集合可参考本人《中国哲学的起源——前诸子时期观念、概念、思想发生发展与成型的历史》一书。

(46) 相关内容可参见本人《中国哲学的起源——前诸子时期观念、概念、思想发生发展与成型的历史》中的论述。

(47) 可以参考本人所著《中国思维形态》中的相关论述。

(48)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9) 详见本人《中国思维形态》相关内容。

(50) 以上关于“类”的思维意义的分析可参见本人《中国思维形态》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