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学哲学：基于类中心的经验与逻辑方法

“类”的观念与思想在前面已经有过论述,这里再从方法与思维的角度做一考察,包括作为方法如何由科学领域向其他领域延伸。

首先来看分类。我们看到,正是由于《尔雅》、《管子》等科学活动中普遍的分类实践直接导致了逻辑学和哲学中“类”的概念的产生,这其中尤以逻辑科学中对“类”的认识最为严谨和科学。这样一种认识是围绕概念也即“名”的问题而展开的,它在《公孙龙子》中体现为对“白马非马”、“指物”等问题的认识,在《墨经》中体现为对“达名”、“类名”、“私名”的认识,在《荀子》中体现为对“共名”和“别名”问题的认识。这可以说已经将“类”的观念或方法上升到了逻辑学理论的高度。但其中也仍有遗憾之处,如前所述,以上所有对于概念问题的研究都没有涉及“属加种差”的方法,由此使得概念问题研究止步于下科学定义的门槛之前。与此同时,分类思维或方法在自然科学领域成熟运用的基础上,又逐渐开始广泛影响到军事、经济、政治、教育等领域,例如孙子对于作战地理状况的划分,孔子对于学生类型的划分,《商君书》的《垦令》篇中对于垦令实施措施的分析,《韩非子》中《八奸》、《五蠹》、《八经》、《亡徴》等篇中对于种种相关问题的分析研究。并且,在中国古代的思维中,分类与分析这样两种方法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第二,比类或类比思维与方法。春秋战国时期,类比方法的使用同样十分普遍。比类思维最初可能出现于诗歌创作中,例如《诗经》,其形式就是“比兴”。之后,比类思维又广泛应用于思想领域,如《孙子兵法》中说:“夫兵形象水。”(《虚实》)战国以后,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一思维和方法的广泛使用。例如“寓言”方法实际就是比类方法的延伸,在《楚辞》、《庄子》、《韩非子》中可以看到这方面的大量例子。比类思维与方法的优点是富于想象力和创造性,这在科学活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大量的例证。但比类思维和方法有自身的弱点,这即在于如果缺少严格的科学精神与客观准则的制约,它很容易陷入随心所欲、主观无据的泥沼,而这种状况正是我们在比附思维与方法中所看到的。比附与比类是一母所生,比类离开科学的使用往往就会导致比附。这种情况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开始出现,战国以后,比附已经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甚至十分“时髦”的思维方式。例如《吕氏春秋》中有:“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暤,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太蔟,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孟春纪》)(www.xing528.com)

第三,类推思维与方法。这一思维相对晚出,其最初定型于《老子》。《老子》中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四十二章》)这就明确阐明了由“道”推衍万物的进程。类推方法以后为各家所使用。如《墨经》:“效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小取》)又如《荀子》:“以类行杂,以一行万。”(《王制》)“以近知远,以一知万。”(《非相》)上述这样一种推理通常是某种法则或样本的延伸,在逻辑上具有合理性。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阴阳家对这一思维或方法的使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在讲到邹衍时说:“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而邹衍主要是对阴阳和五行的推衍。“因载其禨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我们在这里看到一种以阴阳五行作为宇宙图式的推衍模式。(50) 而《易传》则采用了以象数为核心的推衍模式,其也可以归到类推方法中来。我们应当看到,这样一类推衍模式在以后的科学活动和哲学活动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公孙龙,还是后期墨家,以及荀子有关“类”的问题的逻辑思考在秦汉以后都整体性失传了。与此同时,到了秦汉之际,类比与类推这两种思维与方法完全占据了主流位置,并且这两种思维与方法还有合流的倾向。这种状况将深刻影响接下来的历史。同时它也解释了形式逻辑如何退出中国思维与方法的舞台,比类、联想以及辩证等思维形式何以真正能成为思维或方法舞台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