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古代中国实际称之为“参”、“合”,其所包含或体现的是一种全面的性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综合思维也与辩证和整体思维有关。春秋时期,其已经清晰地体现在战争活动或军事思想中。战争活动与医疗活动非常接近,全面了解各种因素至为重要,所以孙子说:“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孙子兵法·始计》)在科学活动中,农学与医学都会运用这一方法,如《吕氏春秋·任地》中所说的“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又“三材”思想同样也是一种方法。以后,这一方法在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医疗活动中有更完整的体现,如:“故圣人杂合以治。”(《素问·异法方宜论》)“能参合而行之者,可以为上工。”(《灵枢·邪气脏腑病形》)这种思维与方法同样反映在更为抽象思辨的哲学活动中,并且为我们所熟知。如荀子将此称之为“辨合”,他说:“凡论者贵其有辨合,有符验。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设,张而可施行。”“无辨合符验,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设,张而不可施行。”(《荀子·性恶》)韩非子将此称之为“参伍之道”,他说:“参伍之道:行参以谋多,揆伍以责失。……言会众端,必揆之以地,谋之以天,验之以物,参之以人。四征者符,乃可以观矣。”(《韩非子·八经》)又在庄子、荀子以及《易传》中,综合方法又常被概括为“兼”或“全”,如荀子所说:“兼权之,孰计之,然后定其欲恶取舍,如是则常不失陷矣。”(《荀子·不苟》)又如《易传》中说:“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系辞下》)
一般认为中国思维具有整体和综合的特征,而缺少分析这一形式,但这是一种误解。造成这样一种误解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片面理解一些经典作家的看法有关,如恩格斯曾说:早期的素朴的世界观“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这通常被当作证明古代思维缺少分析或者精细性的理论依据。但恩格斯其实也已注意到“精确的自然研究”,“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的希腊人那里”就已经开始了。(48) 也就是说,在古代不是分析方法的有无问题,而只是分析方法的水平问题。事实上,无论是中国科学还是哲学都不缺少这样一种思维。如《孙子兵法》的《地形》和《九地》中从作战角度对地理所作的深入分析,这既是科学的,也是哲学的。《韩非子》的《五蠹》分析了危害社会的五种人群、《八经》分析了君主理政的八种方法、《亡征》分析了国家灭亡的四十七种征象,这是哲学分析的典型形式。科学活动及相应的逻辑学也是如此。《墨经》中就对很多概念作了深入分析,如前所见,关于“同”这一概念,《墨经》就有很深入细致的分析,《经上》讲:“同:重、体、合、类。”《经说上》又对此解释道:“同:二名一实,重同也;不外于兼,体同也;俱处于室,合同也;有以同,类同也。”又《大取》中对此还有更为详细的划分:“重同,俱同,连同,同类之同,同名之同,丘同,鲋同,是之同,然之同,同根之同。”一个“同”在《墨经》中竟然可以划分出如此多的种类,这比亚里士多德仅将“同”分为数量与种类的同一显然要细密得多。另公孙龙的《白马论》、《通变论》、《坚白论》中也都不乏深入的分析方法的运用,其同样兼具思想与知识的特征。除此之外,在当时的知识与思想活动中也不乏因果分析和比较分析的例子。(49) (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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