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态度为我们所熟知,其的确有轻视知识的倾向,特别是有轻视劳力的倾向。《论语·子路》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何以樊迟学稼为圃,孔子斥其为小人。《论语·卫灵公》中记载了孔子的“解释”:“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子夏的话也准确表达了孔子或儒门的观念:“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这实际上又讲到了分工。对此,孟子有更丰富的阐述。“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事实上,在古代,对知识的这种看法与对统治的看法是无法分开的。这实际也是人类早期思想界的普遍看法。
法家同样轻视工匠的技术,并视作“奇技淫巧”。如《管子·五辅》中说:“故曰:五经既布,然后逐奸民,诘诈伪,屏谗慝,而毋听淫辞,毋作淫巧。若民有淫行邪性,树为淫辞,作为淫巧,以上謟君上而下惑百姓,移国动众,以害民务者,其刑死流。”又“事有本,而仁义其要也。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于备用者,其悦在玩好。……古之良工,不劳其知巧以为玩好。是故无用之物,守法者不失。”还有《管子·治国》中说:“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可见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观念。而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道家思想中也有类似观念。(www.xing528.com)
我们应当看到,各诸子学派所关心的问题是不同的,或有所侧重的,这是思想所形成的自然分工,其都有各自的合理性,对此我们不能站在今人的角度提出任何不切合历史实际的非分的要求,更不能苛责古人,当然,也因此,对那些没有知识兴趣的学派,我们也不必或不应抱有更多的期许。但有两点也是需要提示的。第一,在古代,不少思想家对知识特别是技术表示出忽视甚至轻蔑的态度,不过这绝非中国仅有,而是古代社会普遍具有的特点,这应当视作一种常态或正常现象。第二,尽管如此,在这一时期,仍有许多思想家以及学派不同程度地从科学知识中汲取养分,并且,由这些思想家与学派所建立起来的自然观和知识观日后又对整个中国哲学以及科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相比较而言,儒家和法家在这方面的意义就显得十分微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