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哲学通史中的无神论观念初现

相关文献记录了春秋时期无神论观念萌芽的过程。如《左传·庄公十四年》记载:

初,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六年而厉公入。公闻之,问于申繻曰:“犹有妖乎?”对曰:“人之所忌,其气焰以取之。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

申繻在这里回答鲁庄公“犹有妖乎”的提问时说:“妖由人兴”,也即是说,妖是由人决定的,这是理性的表现。但申繻却也并没有否定妖的存在,所谓“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又如《左传·僖公二十一年》:

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备也。修城郭、贬食、省用、务穑、劝分,此其务也。巫、尫何为?天欲杀之,则如勿生;若能为旱,焚之滋甚。”公从之。是岁也,饥而不害。

鲁国发生大旱,僖公欲通过火焚巫师和畸人止旱。臧文仲制止说:“非旱备也”,即与止旱无益,因为“巫、尫何为?”就是说,自然灾害与巫无关。僖公听从了臧文仲的意见,结果“是岁也,饥而不害”。

事实上,在当时涉及祭祀、祈禳的一些活动中,都隐约可以看到这种理性的萌芽。例如:“我先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窜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左传·僖公二十六年》)“无神,何告?若有,不可诬也。”(《左传·襄公十四年》)这些例子都或多或少涉及对于人神关系的新的认识。再如以下两例:

是岁也,有云如众赤鸟,夹日以飞三日。楚子使问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当王身乎!若禜之,可移于令尹、司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过,天其夭诸?有罪受罚,又焉移之?”遂弗禜。(www.xing528.com)

初,昭王有疾,卜曰:“河为祟。”王弗祭。大夫请祭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雎、漳,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也。不穀虽不德,河非所获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左传·哀公六年》)

前一例讲楚国出现异常天象,周太史主张禳祭去灾,而楚昭王却没有听从,即“弗禜”。后一例讲楚昭王生病时,占卜结论是河神作祟,但楚昭王也未与理会,即“弗祭”。所以孔子说:“楚昭王知大道矣。”

而以下这段《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记载中的无神论思想似更加明显: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问诸内史过曰:“是何故也?”对曰:“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对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从之。内史过往,闻虢请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听于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应、宗区、史嚚享焉。神赐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

在这里,内史过讲:“虢必亡矣”,因为“虐而听于神”。“虐”即虐民。史嚚讲:“虢必亡乎”,因为“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强调“民”对于“神”在国家治理中的优先地位,这无疑应当是理性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