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与天命关系及其对社会历史观的影响

春秋时期,在原有“天命”观的基础上,同时也是在“天象”与“天数”认识和观念的基础上,“天道”这一语词或概念终于大量出现了。

最初,“天道”与“天命”可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其中不少“天道”的含义就是“天命”。例如:“天道赏善而罚淫,故凡我造国,无从非彝,无即慆淫,各守尔典,以承天休。”(《国语·周语中》)“叔孙氏惧祸之滥,而自同于季氏,天之道也。”(《左传·昭公二十七年》)但在此过程中,“天道”的含义会渐渐清晰和独立起来,我们在文献中也能读出由“天意”向“天道”的这种过渡。例如《国语·周语下》记载的以下这则:“夫天道导可而省否,苌叔反是,以诳刘子,必有三殃:违天,一也;反道,二也;诳人,三也。”这里的“天道”有从天意向天道过渡的性质,其保留有天意也即神的内容,但同时也已具有自然或法则的含义。这其中,一些“天道”语词的自然性质已经十分明显和明确。例如“川泽纳污,山薮藏疾,瑾瑜匿瑕,国君含垢,天之道也。”(《左传·宣公十五年》)这里的“天道”就是指自然界及人类社会中事物共存的本性。

而从文献记载来看,春秋时期许多“天道”语词或概念都与天象观测活动以及天数观念存在着直接的关联,这种现象正说明了天文学或占星术对于“天道”观念及思想直接而深刻的影响。例如《左传》的这段记载:

晋侯问于士弱曰:“吾闻之,宋灾,于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对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以出内火。是故咮为鹑火,心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阅其祸败之衅,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左传·襄公九年》)

士弱在回答晋侯有关天道的提问时使用了大量的天文学知识。士弱告知晋侯,火正(为官名,职掌祭火星)在祭火星时用心咮陪祭。这里的心即心宿,又称大火;咮即柳宿,又称鹑火。火星即运行在这两个星宿之间。士弱又说到,陶唐氏的火正阏伯居于商丘,用火星来确定时节。之后殷人先祖相土也沿袭这一方法。又春秋时期关于岁星也即木星方面的知识经常在文献记载中出现。例如“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师不时,必无功。”(《左传·襄公十八年》)据杨伯峻,这里的天道即指木星所行之道,是年木星在黄道带经过娵訾,于十二支中为亥,故云天道在西北。而从以下这一段记载中我们更可以清楚地看到占星术的天文知识性质及其与“天道”概念以及自然天道观的关系:

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为灾。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过也。(《左传·昭公二十一年》)

这里的“分”是指春分、秋分,“至”是指夏至、冬至。而“道”则是指包括黄道、赤道在内的天道。(10) 并且我们在这里看到,更为简约的“道”的语词也出现了。

在此基础上,春秋时期的人们已经围绕“天道”形成了一些重要的认识与观念。

首先,“天道”是周而复始、循环不已、运行不殆的,这在春秋时期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无疑是以天文观测作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这包括太阳回归年和五星周期等。如《国语·晋语四》中这一段记载:“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获此土。二三子志之。岁在寿星及鹑尾,其有此土乎!天以命矣,复于寿星,必获诸侯,天之道也。”这里的岁即岁星,也即木星。通过长期的天文观测,当时的中国人已知木星每十二年绕天一周,因此将周天分为十二等分,也即十二次,分别是:星纪、玄枵、娵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木星每年出现在黄道带上十二次的某个位置;这其中说到的寿星与鹑尾即十二次中的两个,其中自轸十二度至氐四度为寿星之次,自张十七度至轸十一度为鹑尾之次。这里所看到的“十有二年,必获此土”、“岁在寿星及鹑尾,其有此土乎”、“复于寿星,必获诸侯,天之道也”,其实都包含了对“天道”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理解。可以猜测和想象,有关木星的知识在当时对于周而复始、循环不已的“天道”或法则观念的确立有着重要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天道”观对以后社会历史观的深刻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与此相关,“天道”观念或意义又有了进一步的延伸,这就是物极必反这一更具哲学思维的思想。“物极必反”早在《易经》以及所发展出的“阴阳”转化思想中就有所表达。但是到了春秋末年,在“物极必反”这一思想中,我们已经看到融入了大量的天文学或占星术的知识内容,也因此,我们看到了“阴阳”观念与“天道”观念这两者的有机结合。例如范蠡:(www.xing528.com)

盈而荡,天之道也。(《左传·庄公四年》)

盈必毁,天之道也。(《左传·哀公十一年》)

范蠡曰:臣闻古之善用兵者,赢缩以为常,四时以为纪,无过天极,究数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凡陈之道,设右以为牝,益左以为牡,蚤晏无失,必顺天道,周旋无究。(《国语·越语下》)

可以清楚地看到,范蠡上述这些“天道”或“天之道”概念都是与“阴阳”转化观念或思想高度统一的。并且,在“物极必反”与“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之间也是存在着联系的,而维系这种联系的正是其中的天文学或占星术依据。

事实上,这一时期围绕“天道”还有更多的认识与思想出现。如这一时期衍生出了更多的与“天道”含义相近的语词或概念,它们与“天道”一起构成了一个观念群。例如范蠡语:“臣闻之,得时无怠,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赢缩转化,后将悔之。天节固然,唯谋不迁。”(《国语·越语下》)以上使用了“节”这一概念,对照范蠡其他论述,明显有天道之意。再如:“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国语·越语下》)以上使用了“常”这一概念,其天道之意十分明显。另外,“数”这一语词与概念也与“天道”有相通之意,下面将专门论述。以上论述或思想虽不用“天道”这一概念,但其规律或法则的含义却与“天道”相同,它是在相同的知识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自然天道观内涵及表达的丰富性,这些都为自然天道观日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样,也是在这一过程中,“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也产生了,例如:

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国语·越语下》)

有意义的是,以上这样一种循环、转化以及自然法则和自然无为的“天道”观与老子及道家学派的思想显然是高度一致的,这昭示了上述观念或思想在当时发展的共同认识背景以及某种客观必然性。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定型于春秋时期的自然“天道”观所突出和强调的核心就是宇宙自然的法则或规律,这样一种对宇宙自然法则或规律的强调在其他哲学系统中并不多见,它成为中国哲学具有标识性的观念。而究其根源,这样一种观念的确立就在于有占星术或天文学这样一个牢固的基石。我们已经知道,在早期文明中,巴比伦与中国的占星术是最为突出的。但古代巴比伦并没有将此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换言之,只有中国在占星术与哲学之间建立的联系,形成了通道。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古代中国早早地就确立起自然运行法则或规律在哲学思考中的地位,并始终将其贯穿在以后的哲学问题之中,而其他诸文明的哲学系统为什么没有这样的观念或是这样的观念不甚明确或显明。而就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哲学史来看,这其中也包括在整个中国古代占星术与天文学一直居于显赫地位的原因。正是坚实的知识基础构成了基本的哲学问题,当然,相关的宗教关怀也成为重要的帮衬和辅助。这也可以导致进一步的判断或推论,即人类早期各个哲学系统的知识背景是非常不同的,也因此其所关心或探究的问题也可能是非常不同的。哲学史研究没有理由将某一种认识或问题作为圭臬来范围其他的思考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