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科学哲学：天象与天数

在对“天”的认识过程中,“天象”与“天数”知识日益积累和丰富起来,并成为架通科学与哲学的重要观念和概念桥梁。

“天象”早在三代就是天文学知识发展成果的最直接和最基本的反映。而从春秋时期的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到这一知识及其在观念上的成熟。例如《左传》:“童谣云:丙之晨,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鹑之贲贲,天策焞焞,火中成军,虢公其奔。”(《僖公五年》)(其中“鹑之贲贲,天策焞焞,火中成军,虢公其奔”一句亦见于《国语·晋语二》)这里的龙尾指尾宿,为苍龙七宿之六;鹑即鹑火,柳宿,为朱雀七宿之三。“夏数得天,若火作,其四国当之,在宋、卫、陈、郑乎?宋,大辰之虚也;陈,大皞之虚也;郑,祝融之虚也,皆火房也。”(《昭公十七年》)这里的虚是指分野;火房,即大火星所在位置。由以上考察可见,“天象”首先是一种知识。当然,“天象”的知识形态与观念形态是重叠的,其也可以看作是由知识而观念的过渡形态。需要说明的是,“天象”作为观念在占星术中本有着强烈的宗教色彩或目的,这即使在春秋时期也不例外,例如昭公十年春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郑裨灶言于子产曰:“七月戊子,晋君将死。今兹岁在颛顼之虚,姜氏、任氏实守其地。居其维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晋之妣也。天以七纪,戊子,逢公以登,星斯于是乎出。吾是以讥之。”(《左传·昭公十年》)但应当看到,随着科学因素在占星术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天象”观念中的自然成分也就必然会随之相应增加。而以上述发展作为基础,“天象”语词在春秋时期也广泛出现了,例如:

夫天事恒象,任重享大者必速及。(《国语·周语上》)

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获此土。(《国语·晋语四》)

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诸侯其有火灾乎?(《左传·昭公十七年》)(www.xing528.com)

“天数”知识、观念及语词在此时也逐渐形成了。我们看到,“天数”首先与占星、天文、历法知识有关。其实这样的表述最早已经可以在《尚书》中找到,如《洪范》曰:“四、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这里的历数实际就是指天数而言的。至春秋时期,类似的表述多了起来。例如《国语》:“天六地五,数之常也。”“故天无伏阴,地无散阳,水无沈气,火无灾,神无间行,民无淫心,时无逆数,物无害生。”(均见《国语·周语下》)“吾闻以乱得聚者,非谋不卒时,非人不免难,非礼不终年,非义不尽齿,非德不及世,非天不离数。”(《国语·晋语一》)又如《左传》:“史赵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数也。”(《左传·襄公三十年》)“夏数得天,若火作,其四国当之,在宋、卫、陈、郑乎?”(《左传·昭公十七年》)在这些表述中,“数之常也”、“时无逆数”、“非天不离数”、“其日数也”、“夏数得天”大抵都是从历数或自然之数而言的,间或出现的命数意义,也在很大程度上有自然的含义。同时,“天数”无疑又是观念的,并往往具备神奇的性质。如上面所见,“以数合之,以声昭之”,且声数相应,人神共有,这样的“数”无疑是观念的,并且是神奇的。而这种神奇观念又通常与特定的数字密切相关,如十二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数字,其可以用于纪月,一年是十二个朔望月;也可以用于纪时,一昼夜分为十二个时段,也叫十二时辰;与十干相对应的十二支既可用于纪时,又可用于纪年;岁星运行十二年为一周天。此外乐律也是十二个,即由六律和六吕构成。所以《左传·哀公七年》中说:

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

很明显,以上无论是“天象”,还是“天数”,作为观念都是以知识作为基础的,并且其也再次证明了知识对于观念的“力量”。而以上这样一种关于“天象”与“天数”的认识又进一步成为自然“天道”观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