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从周代开始,“天”语词中的自然含义开始逐渐显现出来,也即已经出现了由宗教之“天”向自然之“天”的过渡,例如《尚书》:“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金縢》)“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顾命》)又如《诗经》:“倬彼云汉,昭回于天。”“瞻卬昊天,云如何里?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雅·云汉》)这里大抵应当都是涉及的自然之“天”。
至春秋时期,“天”语词的使用更加普遍,并且其已经完全取代“帝”语词,这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的文献《左传》、《国语》中的普遍现象。例如《左传》中:“兄弟而及此,吾从天所与。”(《襄公三十年》)“至于幽王,天不吊周。……至于惠王,天不靖周。”(《昭公二十六年》)同时,上述这种情况也在《诗经》中有所反映。与《大雅》相比,《小雅》中的自然之“天”有了增加,例如:“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正月》)“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大东》)“上天同云,雨雪氛氛。”(《信南山》)有理由断定,“天”语词完全或更多取代“帝”语词不仅反映了殷周之间信仰的区别,也反映了这一时期天文学知识的迅速发展,而春秋时期自然之“天”观念的广泛生成正是与这一时期天文学的迅速发展密切相关的。从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天文学或占星术所涉及的与“天”相关的内容。如《周礼·春官宗伯》中讲保章氏之职是:
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以十有二岁之相,观天下之妖祥。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风,察天地之和、命乖别之妖祥。
当然,在这里面既有科学的因素,也有宗教的因素,但自然之“天”的内容在当时无疑是大大增加了。并且如前所见,春秋战国时期涌现出了包括鲁国的梓慎,晋国的卜偃,郑国的裨灶,宋国的子韦,齐国的甘德,楚国的唐昧,赵国的尹皋,魏国的石申等在内的一大批著名的天文学家。“天”这一语词或概念的普遍出现应当正是这种天文学知识兴旺发展的观念成果,而其进一步的结果便是自然属性在“天”观念中的增加并有可能取得绝对的支配地位。
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天”的各种自然含义便愈来愈丰富,也愈来愈清晰,这包括对天灾和天地的认识。(www.xing528.com)
对灾异的关注是靠天吃饭的农耕文明的必然现象,随着知识的进步、科学的发展,春秋时期的人们越来越从自然而非神秘或宿命的意义上来看待和理解“天灾”。例如《左传》:“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吊?”(《庄公十一年》)“在国,天有灾疠,亲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哀公元年》)又如《国语》:“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民。”(《周语下》)“若将与之,必因天地之灾,又观其民之饥饱劳逸以参之。”(《越语下》)可以看出,上述这些记载所关注的问题与殷人所关注的“帝令雨足(年)”、“帝不令雨”、“上帝降堇”、“帝不降大堇”这样一些问题是一样的。只是在殷人那里主要归之于“帝”,而到了春秋时期这里,其中的宗教内容已被逐渐剥离,自然因素逐渐成为思考中的主要成分。
春秋时期,天地对举的表述也越来越多。虽然说此时的“天地”语词难免仍有不少从宗教之天向自然之天的过渡色彩,甚至不乏神秘色彩,但与天灾意义一样,天地之天的自然含义也已越来越清晰。例如《左传》:“地平天成,称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地平天成。”(《左传·文公十八年》)与此同时,更为一般意义的“天地”概念在西周末年已经出现了,例如:
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周语上》)
春秋时期进一步加深了这一内涵。例如:“天六地五,数之常也。经之以天,纬之以地。”“象物天地,比类百则。”“故天无伏阴,地无散阳。”“唯不帅天地之度,不顺四时之序。”(均见《周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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