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思想在春秋以后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同样,这一发展也与科学知识密切相关。首先我们看到,“五行”概念在这一时期已经大量出现,如:“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几乎在同一时期,“五材”这一概念也大量出现了,如:“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周礼·冬官考工记·总叙》)“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左传·襄公二十七年》)由此,“五材”或“五行”属性的认识也最终清晰起来,如:“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在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五材”与“五行”观念之间的结合,而这无疑是在知识积累基础上所作的概括和总结。
与此同时,春秋时期出现了大量以“五”为核心的语词,例如五行、五材、五色、五味、五声、五义、五属、五正、五大夫、五官、五祀。也就是说,在春秋时期已经存在着一个很大的以“五”为核心的语词“集合”。并且,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由自然现象向社会生活过渡或延伸的趋势,也可以从中看到当时的人们已表现出对“五”类或“五”数的浓厚兴趣。当然,对于“类”和“数”的兴趣也有更为丰富的形态,实际上并非仅局限于“五”类和“五”数。例如:
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左传·昭公二十年》)
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左传·昭公二十五年》)(www.xing528.com)
这里的“类”和“数”是丰富多彩的,但这仍然是以“五”为中心,即所谓“声亦如味”、“以奉五味”、“以奉五色”、“以奉五声”,也即仍以“五行”概念为中心,将所有与“五”相关的具体概念汇拢起来,从而编织成一张更大的宇宙图式的“网”。而在这张“网”中,声、色、味、行、材等自然知识具有核心的地位。
当然,也是因此,“五行”观念或思想的泛滥已初见端倪,比附也即比类和附数的思维与观念已经开始浮现。人们开始以“五”作为核心,将一切都简约为“五”的结构内,如此,“五”也就具有了某种必然性。如:“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周礼·冬官考工记·画缋》)这是在类与类之间建立联系。又如:“五味实气,五色精心,五声昭德,五义纪宜。”(《国语·周语中》)这显然是企图将一切事物都用“五”来加以囊括。这样的观念在当时已经十分普遍,如:“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目不别五色之章为昧。”(《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左传·昭公元年》)而孙子对此更是下了绝对性的结论,他说:“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孙子·兵势》)可以说,春秋时期的人们已经逐渐将有关世界的认识“定格”在“五”这一结构上,或者说,此时已经开始出现将一切事物“五”类化或“五”数化处理的思维定势。这样一来,“五”本身成为宇宙最基本的准则。一般而言,单独将某些现象相比至多只会涉及可比性的问题,但比较一旦被纳入某种数字结构或框架,则往往会包含神秘的色彩。如前所见,这种观念在原始思维中已经存在,原始先民相信宇宙中存在着某种图式。将一切事物纳入“五”这一结构的观念无非重现了原始思维中的宇宙图式观念。而更重要或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五行观念的建立源于知识,而五行观念的泛滥实际上也同样源于知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某种类似于“科学主义”的现象。事实上,也只有自然知识或“科学”具有这样的力量,并获得这样的权利。同西方的认识历史一样,自然知识在这里扮演着某种“真理”的角色。而既然是“真理”,它就应当是放之四海也即以一驭万的。
但总的来说,在春秋时期,这样一种以“五行”观念为核心或基础的比附思维与观念还刚刚起步,其还仅仅是比附思维与观念的初始形态。这时的“比附”思维可能还具有某种具体的特征。它还没有发展到极致,没有发展到荒诞不经的地步。但尽管如此,“比附”倾向已经清晰可见,历历在目,它的缺陷与隐患已经深深地潜藏其中。到了战国时期,这种内在的缺陷与隐患终于被进一步甚至无限地放大了。于是,对五行作比类、附数的理解终于在思想界普遍爆发并泛滥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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