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春秋时期,“阴阳”观念或思想已经在文献中随处可见,其中多数都包含有自然知识的内容。例如《左传·僖公十六年》记载:“十六年春,陨石于宋五,陨星也。六鹢退飞,过宋都,风也。”宋襄公问:“吉凶焉在?”而周内史叔兴则认为“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叔兴在这里所说的“阴阳之事”大致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然现象”的意思,其明显与自然知识相关。又如春秋时秦国名医医和的论述:“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左传·昭公元年》)我们在这里清楚地看到,医和为了阐明其思想使用了大量的材料,而这些材料可以说无不与自然或科学知识有关。也有些思想家所面对的虽是社会问题,但其所依据的材料仍然涉及大量的自然或科学知识,其中《孙子兵法》就十分典型。如《孙子》第一篇《始计》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接下来“经之以五事”的论述中,孙子涉及了“天”、“地”两个方面的自然或科学知识,这其中包括了一系列阴阳对立的范畴,如:“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孙子讲,这是为了解决“天地孰得”的问题。而我们从这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对“阴阳”对立现象的关注乃是《孙子》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解决战争问题不能不谙熟自然知识。
正是以知识作为基础,“阴阳”作为普遍规律或法则的观念与思想在春秋时期得到了全面的确立。例如齐国晏婴论对立双方相济关系的论述:“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婴在这段论述中共使用了十对范畴,虽然这些范畴没有直接道出具体事物,但不难看出其与具体事物或现象的关系,不难看出其自然属性,也不难看出其知识属性。还有晋国史墨下面的这段著名论述:“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史墨在这里所列举及对比的“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都是自然现象。并且史墨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概括出具有普遍性的“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的结论。《国语》中亦有相同的论述与思想,如《周语下》中说:“故天无伏阴,地无散阳,水无沈气,火无灾
。”“于是乎气无滞阴,亦无散阳,阴阳序次,风雨时至。”在这里,“阴阳”观念或思想都是建立在自然现象基础之上的。
而在春秋末年范蠡的思想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非常接近于老子那种哲学高度的论述。例如:(www.xing528.com)
臣闻古之善用兵者,赢缩以为常,四时以为纪,无过天极,究数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后则用阴,先则用阳;近则用柔,远则用刚。后无阴蔽,先无阳察,用人无艺,往从其所。刚强以御,阳节不尽,不死其野。彼来从我,固守勿与。若将与之,必因天地之灾,又观其民之饥饱劳逸以参之。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宜为人客,刚强而力疾,阳节不尽,轻而不可取。宜为人主,安徐而重固,阴节不尽,柔而不可迫。凡陈之道,设右以为牝,益左以为牡,蚤晏无失,必顺天道,周旋无究。今其来也,刚强而力疾,王姑待之。(《国语·越语下》)
范蠡以上这段话论述了用兵的法则,强调用兵也即战争必须遵循普遍的自然规律。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论证中范蠡使用了大量的天文科学知识,如“赢缩以为常,四时以为纪,无过天极,究数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因天地之常”,“因天地之灾”,“必顺天道,周旋无究”。事实上,这也是老子学说的思想背景和知识基础。关于老子的思想与知识的关系后面会详细论述。也正是在此基础上,范蠡阐述或论证了阴阳对立与转化的普遍法则或规律,如“阳至而阴,阴至而阳”,“后则用阴,先则用阳”,“凡陈之道,设右以为牝,益左以为牡”。作为思想,这其中既有客观认识,也有主观方法。也是基于同样的知识和思想背景或基础,老子提出“反者道之动”(《老子·四十章》)、“万物负阴而抱阳”(《老子·四十二章》)等著名论断。我们在这里看到范蠡的论述已经十分接近于老子,他已经将“阴阳”抽象为一种更高的哲学概括。(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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