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通史：探讨气概念的起源

到了西周末年或稍晚,“气”这一概念终于产生了,并且,阴、阳二气说以及阴、阳、风、雨、晦、明六气说也相继形成了。(80) 在最初或早期的文献中,“气”可能主要用于指土气或地气。这种状况大致可以理解为是农耕活动的真实反映,即在长期的观察中人们形成了有关土气或地气的认识,《国语》对此有所记载,如《国语·周语上》中所记载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虢文公谏曰:

不可。夫民之大事在农……古者,太史顺时覛土,阳瘅愤盈,土气震发,农祥晨正,日月厎于天庙,土乃脉发。先时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阳气俱蒸,土膏其动。弗震弗渝,脉其满眚,谷乃不殖。”……是日也,瞽帅音官以风土。廪于籍东南,钟而藏之,而时布之于农。稷则遍诫百姓,纪农协功,曰:“阴阳分布,震雷出滞。”土不备垦,辟在司寇。

这段文字的主要内容在“阴阳”观念中也已经有所考察。这里大致是讲农业生产应掌握节气,当与籍田春耕有关。其中提到“阳瘅愤盈,土气震发”、“阳气俱蒸,土膏其动”、“阴阳分布,震雷出滞”,这些都是论述地气之于农耕活动的意义。而差不多同时,更为完整或抽象的“天地之气”这一语词也产生了,此即《国语·周语上》中伯阳父的论述:“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在以上例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气”这一语词与“阴阳”这一语词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从一开始就是紧密结合的。并且还应当看到:天地之气的观念和语词并不是地气观念和语词简单地加上天气观念和语词。在天地之气这一语词中,形上、普遍的内涵开始隐隐地出现了,“气”而非地气或天气的含义得到了强调。而正是这样一种提升,使得绝对或独立的“气”概念成为可能,换言之,正是这样一种思考有可能最终导致了“气”本原思想的出现。

除《国语》之外,《周礼》中也有“气”这一语词的使用,我们也可以将其看作是西周末年至战国这一时期文献与观念的记录。例如《周礼·冬官考工记·总叙》对地气与种植业甚至手工业的关系所作的总结:“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则不时、不得地气也。橘逾淮而北为枳,鸜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此地气然也。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在这并不长的一段论述中总共有四处讲到了“地气”,这足以说明作者对“地气”这一现象或因素的重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气”亦有“宜”的含义,而这样一种认识或理解又包含了“天人”观念的内容。再如《周礼·冬官考工记·栗氏》中所记载的:“凡铸金之状,金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之;黄白之气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气竭,青气次之,然后可铸也。”这里所反映的是青铜铸造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气”已经不再依附于“地气”或“天气”,而是以独立的形态出现。与《国语·周语上》中伯阳父论地震所说的“天地之气”一样,这里的“气”也明显已具有抽象的意义。不过,由于一般认为《考工记》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因此这里使用这一材料仅在于其中对应性和连续性的意义,不作过多或详细的展开。

(1) 关于原始社会时期知识与观念关系的详细状况还可参见袁运开、周瀚光主编《中国科学思想史(上)》(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的第一章或本人《古代中国科学范型》(北京,中华书局,2001)的发生篇。

(2) 〔美〕乔治·萨顿:《科学的生命》,第2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3) 详见本人《古代中国科学范型》发生篇中的相关内容。

(4) 〔美〕乔治·萨顿:《科学的生命》,第35页。

(5) 〔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第56页,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6) 〔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第49页。

(7) 参见汪宁生《彝族和纳西族的羊骨卜——再论古代甲骨占卜习俗》,文物出版社编辑部编《文物与考古论集》,第137、138、140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8) 关于“类”观念早期发展的详细状况也可参见本人《中国哲学的起源——前诸子时期观念、概念、思想发生发展与成型的历史》与《中国哲学起源的知识线索——从远古到老子:自然观念及哲学的发展与成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中的相关内容。

(9) 〔法〕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第7、8、9、11、1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

(10) 同上书,第8、11、47页。

(11) 同上书,第49页。

(12) 这样一种分辨及分类与前面所见到的现代人类学的考察资料是一致的。

(13) 参见吕子方《读山海经杂记》,见《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下册,第74—81页,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14) 参见赵璞珊《<山海经>记载的药物、疾病和巫医》,见《<山海经>新探》,第270页,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

(15) 参见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237—24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

(16) 参见温少峰、袁庭栋《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第68—76、164页,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

(17) 同上书,第253—256页。

(18) 关于“阴阳”即对立观念早期发展的详细状况还可参见本人《中国哲学的起源——前诸子时期观念、概念、思想发生发展与成型的历史》与《中国哲学起源的知识线索——从远古到老子:自然观念及哲学的发展与成型》中的相关内容。

(19) 〔法〕爱弥尔·涂尔干、〔法〕马塞尔·莫斯:《原始分类》,第12、1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0) 〔法〕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第106、160页。

(21) 同上书,第67、47页。

(22) 参见《中华文明史》第一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第3章“原始农业”中有关内容。又见李迪《中国数学史简编》,第5—9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

(23) 参见《中华文明史》第一卷,第128页。

(24) 参见杨鸿勋《论石楔与石扁铲——新石器考古中被误解了的重要工具》,载《建筑考古学论文集》,第64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25) 参见周星《黄河流域的史前住宅形式及其发展》,见田昌五、石兴邦主编《中国原始文化论集——纪念尹达八十诞辰》,第281—296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26) 参见《中华文明史》第1卷,第4章、第2节“制陶技术”。

(27) 参见陈维稷等《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中有关内容,第20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

(28) 详见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第184、188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29) 参见常正光《阴阳五行学说与殷代方术》,见艾兰等主编《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源》,第248—253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30) 一般认为,西汉孟喜所作卦气说最早将《易经》卦象与四季气候结合起来加以考察,但事实上《易经》本身很可能就已经包含有这种思想。

(31) 需要说明的是,若通过每日实际观测来记录抛物曲线,则日晷应当是能够旋转的,这需要以固定刻度控制移动精度,因此有一定的难度。但抛物曲线也可以通过数学的方式获得,甚至通过推理就可获得。

(32) 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太极图很可能并非向壁虚造,其是天文观测的结果,只是后人解释多偏于玄奥。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更大胆地猜测,屈家岭文化彩陶纺轮上∽形旋纹或许也与天文观测有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太极图与屈家岭文化彩陶纺轮∽形旋纹之间也很可能存在着某种联系。具体可参见本人《中国哲学起源的知识线索——从远古到老子:自然观念及哲学的发展与成型》中的论述。

(33) 寒暑并不完全与冬至夏至对应,但这对于思想来说只是一个技术问题。

(34) 参见萧良琼《从甲骨文看五行说的渊源》,见艾兰等主编《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源》,第218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35) 关于“五行”即图式观念早期发展的详细状况还可参见本人《中国哲学的起源——前诸子时期观念、概念、思想发生发展与成型的历史》与《中国哲学起源的知识线索——从远古到老子:自然观念及哲学的发展与成型》中的相关内容。

(36) 〔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第197页。

(37) 〔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第200页。

(38) 同上书,第207、209页。

(39) 同上书,第211页。(www.xing528.com)

(40) 早期的尚“四”思维实际是以“四方”观念为核心但又不限于“四方”观念。除“四方”概念外,我们也可以使用“四位”这一概念。

(41) 参见袁珂《山海经校注》,第34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42) 参见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

(43) 常正光:《阴阳五行学说与殷代方术》,见艾兰、汪涛、范毓周主编《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源》,第246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44) 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第79、80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45) 同上书,第94页。

(46) 常正光:《阴阳五行学说与殷代方术》,见艾兰、汪涛、范毓周主编《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源》,第256、253页。

(47) 对此,陈久金、张敬国、陆思贤、李迪、武家璧等学者都作过研究。可见陈久金、张敬国《含山出土玉片图形试考》,《文物》1989年第4期;陆思贤、李迪《天文考古通论》,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武家璧《含山玉版上的天文准线》,《东南文化》2006年第2期。

(48) 常正光:《阴阳五行学说与殷代方术》,见艾兰、汪涛、范毓周主编《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源》,第256、257页。

(49) 参见刘起釪《五行原始意义及其纷歧蜕变大要》,见艾兰、汪涛、范毓周主编《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源》,第142页。相应的观点在其《释<尚书·甘誓>的五行与三正》、《<洪范>成书年代考》等文中也已经有所表述。

(50) 我比较同意王世舜的看法,其以为:“从《洪范》内容本身以及联系西周及春秋战国时代意识形态的发展历史来看,它当是西周末叶到春秋中叶以前的产物。”参见王世舜《尚书译注》,第115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51) 有关远古时期“天人”观的基本形态或格局也可参看本人:《中国哲学的起源——前诸子时期观念、概念、思想发生发展与成型的历史》与《中国哲学起源的知识线索——从远古到老子:自然观念及哲学的发展与成型》中的相关内容。

(52) 参见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第4页。

(53)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第4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

(54)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第10页。

(55)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第71、72页。

(56) 可参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上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57) 关于与此相关的本人对于中国古代宗教基本状况与性质的看法可参考拙著《中国社会的宗教传统——巫术与伦理的对立和共存》。

(58) 见《中华文明史》第1卷,第192页。

(59) 见《中华文明史》第1卷,第127页。

(60) 将周人祖先的材料放在这里使用主要是考虑其与殷商的同期性。

(61) 有关远古时期“象”、“数”观念的更详细情况可参看本人《中国思维形态》、《古代中国科学范型》和《中国哲学的起源》与《中国哲学起源的知识线索》中的相关内容。

(62) 《夏小正》保存于《大戴礼记》,根据前面所确定的原则,作为农耕知识,这部分内容应当是长期农业生产和经验的积累,其不仅是可信的,并且形成时间也应大大提前。

(63) 见《中华文明史》第1卷,第214页。

(64) 分别见《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遗址发现陶寺文化大型建筑基址》,《考古》2004年第2期;《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祭祀区大型建筑基址2003年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第7期。

(65) 参见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3册,第85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6) 参见方克主编《中国的世界纪录》(科技卷),第51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67) 参见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3册,第1005页。

(68) 参见方克主编《中国的世界纪录》(科技卷),第52页。

(69) 参见杜石然等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第70页,科学出版社,1982;李迪《中国数学史简编》相关部分内容。

(70) 参见冯时《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天文学研究》,《文物》,1990年第3期。在另一方面,其蚌塑龙虎图案也意味着宗教信仰的内涵。即与莒县出土陶尊上的图纹一样,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中遗存所包含的信息可能是十分丰富多样的。

(71) 关于二十八宿的起源问题可参考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2册,第307—31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72) 引自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2册,第313页。

(73) 同上书,第306页注释。

(74) 同上书,第306、307页。

(75) 参见同上书,第429页。

(76) 见《中华文明史》第一卷,第342、343页。

(77) 需要说明的是,周景王铸钟的事是发生在其继位第二十三年,也即公元前522年,是为春秋末年。但这并不影响音乐史研究中关于七声音阶与十二律的基本判断。可参见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第41页,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64。

(78) 引见《古文字诂林》第1册,第309、310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79) 关于观念与语词的关系问题,我在前面的论述中也不断提出过,例如“命”概念的形成一章同样涉及这一问题。

(80) 详细可参考本人《中国哲学的起源——前诸子时期观念、概念、思想发生发展与成型的历史》与《中国哲学起源的知识线索——从远古到老子:自然观念及哲学的发展与成型》中的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