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象知识：中国哲学通史中的古代科学哲学

原始人的采集和观察活动不仅培育了分辨与分类思维,“象”思维与观念也在其中被培育出来。例如《南山经》之首鹊山中对草、木、兽的记载就具有观察与描述事物基本特征也即“象”的性质:“有草焉,其状如韭而青华,其名曰祝余,食之不饥。有木焉,其状如谷而黑理,其华四照,其名曰迷谷,佩之不迷。有兽焉,其状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狌,食之善走。”我们知道,《山海经》中大量的观察材料都保存了这方面的信息。其他如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淮南子·修务训》)“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新语·道基》)这些不仅是识别或分辨的起点,也应是观“象”活动和“象”思维的起点。

随着农耕时代的到来,观“象”活动有了新的发展。早期的农业活动往往是通过物候观察以获得相应的消息。原始人注意到自然界中植物的生长、动物的习性都是与特定的季节相关的,并且他们所从事的依赖于季节的种植及畜牧活动,可以从自然界中获得消息。例如《夏小正》中的记载:“启蛰,雁北乡,雉震呴,鱼陟负冰”,“囿有见韭,时有俊风,寒日涤冻涂,田鼠出,农率均田,獭祭鱼,鹰则为鸠”,“鞠则见,初昏参中,斗柄县在下,柳稊,梅杏杝桃则华,缇缟,鸡桴粥”。而这些“象”所提示的农事活动是“农率均田”。(62) 同样,我国的古籍中通过对一些周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记载也表明了这一点。例如《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中记载,乌桓人是依据“见鸟兽孕乳以别四节”。又如《太平寰宇记·儋州风俗》中记载,古代海南岛的黎族人通常是“占薯芋之熟,纪天文之岁”和“观禽兽之产,识春秋之气”。近代的民族与民俗学研究也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例如甘南地区的裕固族人就是根据牧草长势、雨雪多寡等自然现象来确定草场提供牧草的具体时间。物候观察使得观“象”方法与“象”思维有了更加明确的意义。

然而,对于农业生产来说,物候观察仍有着较大的缺陷,因为生物的生长和活动通常要受到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因此,如果仅仅根据物候观察就显得不够,有时还会导致歉收。如现代的云南基诺人通常是在苦笋长到锄把高时播种旱谷,但是某些年份按这些经验办事作物却长得不好。这样一种现象,肯定也会引起原始先民的注意。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探索之后,原始先民又发现对天象的观察同样可以提供季节变化的信息,而且比物候报时更为准确,于是他们逐渐又将目光投到天象上。例如考古工作者在山东莒县凌阳河畔发掘出几件陶尊,根据陶尊上符号的提示,人们发现在陶尊出土地点的东面山上有五座山峰,而陶尊出土地点附近有块石头,从这块石头望向东边中央的山峰,当太阳在峰顶上出现的时候,其时正是春分。又如学者们在凉山彝族地区调查时也注意到,当播种季节将临时,有经验的老农每天都在日落前来到一个固定的地点进行观察,只要看到太阳在某个山口落下,就可确定第二天该种某种作物。(63) 这些都表明先民们已经开始注意或意识到农业种植活动与天象的密切关系。

随着这种关注的增加,大量的天象会被记录下来。考古研究和文献研究已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十分丰富的例证。1979年,在江苏连云港锦屏山将军崖,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的石刻岩画,该岩画刻在海拔20米的黑色岩石上,长22米,宽15米。岩画上刻有各种星云图和植物人面图形,其中星云图刻有太阳和月亮。1972年至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郑州大河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掘出大量绘有纹饰的彩陶片。先后两次碳14年代测定显示,这些遗物的年代距今为5040±100年和4500±100年。考古工作者发现这些彩陶片上的纹饰有相当一部分与天象观察有关。其中有太阳纹、月亮纹、星座纹等等。而所有这些都透露出极其明显的观象及知识特征。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一些陶片上还绘有这样一些图像:光芒四射的太阳纹外边,绘着对称的内向弧形带,弧形带皆作圆点,其外沿又绘着放射的光芒。考古学者以为这种原点应当是对日晕的纪录。又如关于太阳黑子的记录。中国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注意到太阳黑子现象。20世纪60年代,考古工作者曾在陕西华县泉护村发掘出一批属于庙底沟类型的彩陶,其中有一件画的是一只飞鸟驮着一轮红日。考古工作者指出,这是对太阳黑子的记录,并且是目前世界上最早有关于太阳黑子的记录。后世文献对早期观象活动也有所记载,如:“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山海经·海外北经》)“地之所载,六合之间,四海之内,照之以日月,经之以星辰,纪之以四时,要之以太岁。”(《山海经·海外南经》)(https://www.xing528.com)

随着国家的产生,天象观察又实现了更大的发展。2003年以来,山西襄汾陶寺夏文化遗址的发掘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研究者发现,陶寺城址祭祀区建筑IIFJT1很有可能是一所兼观象授时和祭祀功能为一体的多功能建筑。其中观象主要是通过夯土柱缝隙、延长线及与周边山峰的关系来进行。模拟观测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相关的报告称:2003年12月22日冬至日,确切时间是早8时17分至8时20分,在东2号缝观察到日出的情况;又2004年1月21日大寒,确切时间是早8时15分至8时21分,在东3号缝观察到日出的情况。(64) 我们可以设想,当时的人们是如何日复一日观测天象变化的。除了农业生产需要外,这一时期的观象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又可能是出于政治权力的需要,出于王权或君权神授的需要。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古代中国对于天象的记录是非常广泛的,也是非常详备的。只要当时能被肉眼观察到的天象,包括日食、月食、太阳黑子、彗星、新星等,古代中国人都一一作了认真的记录。因为在这时的中国人眼里,天象已经成为一种事件。例如日食。天文学家认为,古代中国第一次最可靠的日食记录是公元前1217年5月26日发生的日偏食。(65) 它被记载在殷墟的甲骨卜辞上:卜辞上记载:“癸酉贞:日月食,隹若?”(《佚》374)意思是癸酉日占,黄昏有日食,是不吉利的吗?类似的记载在卜辞中还有四次。而国外最早的日食记录是公元前763年6月15日发生在巴比伦的一次日全食。(66) 中国的记录要早454年。又如月食。卜辞中共有五次关于月食的记录,其中最早的一次是发生在公元前1361年8月9日的月全食。(67) 卜辞上记载:“月食,闻,八月。”(《甲》1289)另外四次的时间分别是前1342年、前1328年、前1311年、前1304年。而目前国外所记载最早的月食记录是古埃及公元前721年2月19日的月全食。(68) 中国的时间显然要早得多。

现有典籍中也提供了相关资料。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尚书·尧典》中对天象观察的记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又分命羲仲“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申命羲叔“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分命和仲“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申命和叔“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我们看到,这其中也明确使用了“象”这一语词予以表述。又如关于太阳黑子现象,见诸文字的记载最早可推至《周易·丰卦》,其中讲到“日中见斗”、“日中见沫”,即是对太阳黑子现象的描述。至西周末年起,“天象”这一语词逐渐出现,如《国语·周语上》中讲:“夫天事恒象,任重享大者必速及。”我们由此也大致可以看出作为天象意义的“象”语词的最初产生和发展过程。

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这样记载道:“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三光者,阴阳之精,气本在地,而圣人统理之。”应当说,司马迁对于上古观象或占星活动的推测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