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期的天人观及时、宜概念

这其中,周代的自然“天人”观念还值得提出来专门加以考察。

应当看到,到了周代,自然天人观念获得了一个更大的发展并逐渐取得了成熟的形态。这一时期,不仅天时、地宜观念得到进一步的展开,而且“时”、“宜”等概念已经确切形成并得到广泛的运用。这些都表明基于自然线索的天人关系问题的思考取得了重大的进步。以下我们分别对“时”、“宜”这两个概念加以考察。

首先,天时观念及“时”概念的应用。

天时观念及“时”概念广泛反映于农事活动以及与农事活动相关的田猎活动中。我们先来看《周礼》中的记载。如《地官司徒·遂大夫》说:“以岁时稽其夫家之众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与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穑,以稽功事。”这是讲农事活动应当考虑时间即季节因素。《地官司徒·山虞》说:“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仲冬斩阳木,仲夏斩阴木。凡服耜,斩季材,以时入之。”这是讲林木斩伐应当考虑时间即季节因素。又如《天官冢宰·兽人》记载到:“冬献狼,夏献麋,春秋献兽物。时田,则守罟。”《天官冢宰·鳖人》记载到:“以时簎鱼鳖龟蜃,凡狸物。春献鳖蜃,秋献龟鱼。”这些都是在考虑田猎或渔猎的季节因素。此外,《天官冢宰·庖人》中说:“凡用禽献,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膳膏臊;秋行犊麛,膳膏腥;冬行鲜羽,膳膏膻。”《天官冢宰·食医》中说:“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以上内容主要是讲饮食与季节的关系。在这些论述中,天人相应的观念清晰可见。关于天时观念及“时”概念,《国语·周语上》中也有相应的记载,如关于农耕,“古者,太史顺时覛土,阳瘅愤盈,土气震发,农祥晨正,日月厎于天庙,土乃脉发。”“廪于籍东南,钟而藏之,而时布之于农。”“民用莫不震动,恪恭于农,修其疆畔,日服其镈,不解于时,财用不乏,民用和同。”又如关于田猎,“王治农于籍,蒐于农隙,耨获亦于籍,狝于既烝,狩于毕时,是皆习民数者也”。所有这些记载都强调了人事活动的时间观念,也就是人事活动与时间、时令即天的对应关系。除此之外,天时观念也在制作活动中体现出来,以稍后的《周礼·冬官考工记》为例,其《总叙》中讲“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则不时……天有时以生,有时以杀。草木有时以生,有时以死……此天时也”;《轮人》讲“斩三材必以其时”;《弓人》讲“取六材必以其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以后儒家《论语》、《孟子》、《荀子》等文献中都有上述观念的反映或继承。(www.xing528.com)

其次,地宜观念及“宜”概念的应用。

与天时观念一样,地宜观念在西周时期也有了十分充分的发展,并且,“宜”概念很有可能就广泛产生和应用于这一时期。对此,《周礼》这部典籍非常重要,因为在这部典籍中“宜”概念被大量使用。例如《夏官司马·职方氏》中说:东南扬州,“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正南荆州,“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河南豫州,“其畜宜六扰,其谷宜五种”;正东青州,“其畜宜鸡狗,其谷宜稻麦”;河东兖州,“其畜宜六扰,其谷宜四种”;正西雍州,“其畜宜牛马,其谷宜黍稷”;东北幽州,“其畜宜四扰,其谷宜三种”;河内冀州,“其畜宜牛羊,其谷宜黍稷”;正北并州,“其畜宜五扰,其谷宜五种”。这显然与《禹贡》的考察是一脉相承的。不仅如此,《周礼》还详细考察了动植物生长与土壤、地形之间的关系,如《地官司徒·大司徒》中说:“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动物宜毛物,其植物宜早物”;“二曰川泽,其动物宜鳞物,其植物宜膏物”;“三曰丘陵,其动物宜羽物,其植物宜核物”;“四曰坟衍,其动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荚物”;“五曰原隰,其动物宜裸物,其植物宜丛物。”类似的还有《地官司徒·大司徒》:“而辨其邦国都鄙之数,制其畿疆而沟封之,设其社稷之而树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与其野。”《地官司徒·草人》:“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地官司徒·土训》:“土训掌道地图,以诏地事。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诏地求。”上述内容实际上都是《禹贡》知识与思想的延续。从以上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宜”概念在《周礼》中已经使用得十分普遍。《周礼》中对“宜”概念还有更为一般或概括的使用,如:“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地官司徒·大司徒》)

可见,到了西周时期或稍晚,“时”、“宜”这些重要的自然天人观的概念已经被广泛应用,同时,天时、地宜这样一些观念也更加丰富,更加具体,一些已经明显有了早期思想的痕迹。以后《考工记》对此有了更为概括性的表述,即:“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可以说,周人已经奠定了中国古代自然天人观的基本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