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四方图式观念的生成

相同的情况我们也可以在早期中国人的思维中看到。

我们讲到中国人的宇宙图式通常以“五行”作为源头,但“五行”观念的源头很可能是“四方”或“四位”观念,也即是以方位观念等为基础长期发展的结果。(40) 对此,从20世纪40年代起,胡厚宣、杨树达等人的研究就多有涉及。例如胡厚宣的《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论殷代五方观念及中国称谓之起源》,杨树达的《甲骨文中之四方神名与风名》。这些研究都已经指明了“四方”观念与“五行”观念的关系。但由于这些研究大都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获取资料,这无形之中就推迟了“四方”观念实际形成的时间。以后丁山的《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中涉及了《山海经》的材料,但这样一种认识似乎也并未为其他学者所特别重视。

在这方面,有两部分材料可以充分运用,即神话传说与考古发现。

在神话传说中,《山海经》无疑是最为重要的资料来源。通过对《山海经》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某些材料与近现代人类学研究所提供的材料具有相似之处,如方位与数字“4”这两个方面。《山海经》中已经有明确的方位观念,例如《海外南经》中记载:“昆仑虚在其东,虚四方。一曰在岐舌东,为虚四方。”当然,就整体性观念而言,它不仅仅在于是否已经有了方位的知识,而是在于方位与其他事物的联系。《山海经》正记录了这种联系,这种联系具体包括:(1)　方位与动物,例如:“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海外南经》)“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两龙。”(《海外西经》)“北方禺强,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海外北经》)“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海外东经》)(2)　方位与风神,例如:“东方曰折,来风曰俊,处东极以出入风。”(《大荒东经》)“北方曰鹓,来之风曰,是处东极隅以止日月,使无相间出没,司其短长。”(《大荒东经》)“南方曰因乎,夸风曰乎民,处南极以出入风。”(《大荒南经》),以及西方“有人名曰石夷,来风曰韦,处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长短”。(《大荒西经》)显然,这样一些观念与现代人类学研究中所反映出的观念具有一致性。(3)　4这一数字在《山海经》中也有一定的反映,这主要集中在“使四鸟”这样一个语词上,例如《大荒东经》就多有使用:“有蔿国,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有中容之国。帝俊生中容,中容人食兽、木实,使四鸟:豹、虎、熊、罴。”“有黑齿之国。帝俊生黑齿,姜姓,黍食,使四鸟。”“有招摇山,融水出焉。有国曰玄股,黍食,使四鸟。”类似的记载在《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和《大荒北经》中也有。按郝懿行,所谓“四鸟者”,乃“鸟兽通名耳”。(41) (www.xing528.com)

除传说材料之外,近几十年来大量的考古学成果也可以为我们提供某些信息。例如彩陶纹饰上的十字形、米字形图案。由张朋川的《中国彩陶图谱》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西部、东部、中部以及南部等地区出土的彩陶上都会绘有一些十字形、米字形图案。例如甘肃马家窑文化包括石岭下文化和马厂文化出土的陶器上常有十字和米字形图案;甘肃齐家文化出土的陶器上有十字形和形图案;山东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上有八角星纹;湖北屈家岭文化的陶器上有十字纹;南京北阴阳营文化的陶器上也有十字和米字形图案;福建昙石山文化出土陶器上有十字纹。(42) 这些应都具有方位的含义:四方或八方。此外,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晚期墓地(距今约5800年左右)出土的玉版上也有明显的八方观念图形。我们知道,在原始社会所绘制的图案绝不会是个别或偶然的事物与现象,它肯定与某些最经常的事物或最重要的观念相关,并且它应当是关乎整个氏族或部族生活的;至于那些在各地都会广泛出现的图案,就更可能超越氏族或部族,而关系到作为“类”的人这个种群的生活。而什么能作为关乎整个氏族或部族特别是关乎作为“类”的人这个种群生活的因素呢?显然,方位也即“四方”具有这种重要地位,这一知识不仅为采集和狩猎时代的生活所必需,也在农耕时代因生产的需要而固化下来。不过方位本身主要是知识性的,作为完整的观念,它还有赖于与信仰的结合。在这方面,考古学研究也同样能够提供相应的参证。例如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45号墓葬。1987年发掘的该墓葬中出土有龙虎摆塑。摆塑分别位于墓主人骨架的左右两侧,由蚌壳塑成。其中龙在墓主人尸骨的东面,虎在墓主人尸骨的西面,左右对称。这样一种图案的摆放与汉代的“四灵”观念(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非常相似,而且龙与虎的形象和方位也几乎完全相同。学者们指出,这是完整的“四方”观念化的有力证明。

并且,上述考古材料与神话材料是能够吻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