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通史古代科学哲学的经验思维知识源头

由知识活动而产生的思维、观念或精神性的东西也会积淀在与知识密切相关的经验之中。一部人类知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人类经验史。萨顿说:“科学史不仅仅是人类精神胜利的历史……它还是人类经验的历史。”(4) 完全有理由这样说,日后作为思想中的经验性内容正是历史上大量具体经验长期积累的结果,这其中,知识类经验尤为重要,它是以后许多一般性经验观念的基础。

我们可以通过对新石器时代例子的考察来认识早期知识类经验的意义。

如陶器烧造的进步便是经验意识产生与发展的典型例证。中国人大约从裴李岗文化时期开始发明了陶窑。陶窑有卧穴式与竖穴式两种,主要区别在于:前者的火膛与窑室间相差一段较大的水平距离,呈卧式布置;而后者的火膛与窑室大体上处于同一个垂直方向上,呈立式布置。通常来说,考察和判断古代陶窑结构是否合理,主要通过下述三方面加以印证,即:是否有利于提高火焰温度,是否有利于改善高温火焰流的分布状态,是否有利于窑内气温的有效控制。由于竖穴式的火膛位于窑室之下,这就省去了横向延伸的火道,从而增加了几何压头,减少了压头损失,有利于提高空气吸入量,强化燃料的燃烧过程,提高窑内温度。所以竖穴式窑较之卧穴式窑显得更为进步。可以说,从无窑到有窑,特别是从卧穴式到竖穴式,体现了烧陶技术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发展、完善,主要依赖于史前先民对于经验的积累和总结。毫无疑问,这样一种经验也会以意识或观念的形态保存下来。

又如随着农耕技术的发展进步,原始先民可能已经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初步注意和掌握了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并有可能将这些环节结合成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虑。特别是当农业生产活动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并且成为一项循环而又恒久的日常工作时,对经验进行归纳、概括、总结以至于提取某种法则就有了必要。在这方面,新石器时期的原始先民所使用工具的配套状况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如裴李岗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中就包括有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不同工具,从伐木用的石斧、翻土用的石铲、收割用的石镰,到加工用的石磨盘与石磨棒,可谓应有尽有。其他遗址也是如此。显然,根据不同的劳作使用不同的工具,这应当是长期生产实践所得出的经验。并且根据这一情况,再结合民族学研究资料,大致可重现当时农业生产的若干个重要环节,包括选择耕地、开垦荒地、播种谷物、田间管理、收割谷物、加工和储藏谷物等等。这其中的经验总结性质可以说十分明显。而这些来自农耕活动的经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国度的哲学思维来说又尤为重要。

经验与思维的关系是最为基本的。经验不仅可以导致一定的思维,而且可以使一定的思维凝固或定型。经验也与智慧密切相关。经验具有某种引导性,它可以引导智慧的发生和展开。有关这两个方面与以后哲学的关系应当是非常容易理解的,无论是在东方的哲学形态里,还是在西方的哲学形态里,都能够找到影响思维与智慧的经验要素。(www.xing528.com)

而当人们确信某种行为必然导致某种后果、某种原因必然导致某种现象时,这时的经验就又是观念的。例如当人类充分认识到水对于解渴的意义时,水的重要性就不仅仅是经验上的,而且也是观念上的;当人类充分认识到火对于取暖的意义时,火的重要性就不仅仅是经验上的,而且也是观念上的。事实上,诸如水、火等观念甚至概念日后普遍成为各民族哲学的起源性问题,其中就包括古代中国的五行说,而它最初就是通过原始的经验产生并留下记忆的。

进一步,这样一种观念还会上升为某种具有自觉意义的理论和思想。在东西方哲学史上,我们都会看到一些经验论的或经验主义的哲学形态,而且这些形态往往与知识活动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我们切不可认为这些知识以及经验只是当时的,对此,墨子在他的三表说中有清晰的论述。事实上,哲学所依据的经验大都可能不是直接的具体经验,而是那些在历史上长久积淀下来的以间接形式出现的基本或重要经验。

此外,人类的知识不是一个简单的对于客观事物的纪录史或者描述史,而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史,是主体与客体的交往史。依据积累的经验,人也学会处理与自然的关系,选择和确定与自然交往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