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回溯到二十年前,彼时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正经历着它们的辉煌,而新浪、搜狐、腾讯、网易等互联网公司还只不过是刚刚成立的初创企业。但就在那一年,活跃在传媒最前线的从业者和研究者们却敏锐地意识到了互联网对传统媒体所能带来的革命性影响,从而吹响了大众媒体数字化进程的集结号。“世纪之交,中国电视媒体正在进入一个数字化的时代。在这个机会与危机并存的过渡阶段,中国电视媒体将遭遇什么样的难题?克服难题的出路在哪里?”[1]事实上,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同时期的报纸、广播、杂志等媒体类型。1999年8月9日的《互联网周刊》在一个并不起眼的版面上刊载了一篇短文,尽管文章只有不到两千字,但其标题却非常直截了当甚至在当时看来有些骇人听闻——《世纪末交锋:数字化媒体挑战报业王国》。这篇文章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国的报业经营者普遍缺乏进军互联网的实力和野心”,并援引了元老级互联网公司Lycos Network总裁的一句经典语录:“我们对于传统媒体的重要性,远大于传统媒体对于我们”,在结尾处作者这样写道,“至少在1999,中国的报业经营者还可以处之泰然;但在21世纪到来之时,当中国的上网用户足够多之时,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必将开始直接的交锋。对于他们来说,应当是警醒的时候了。”[2]事实也的确如此,从那年以后,传统大众媒体开始了他们的集体焦虑,触网、转型、改版、停刊、融合、跨界等一系列的动作都与其数字化战略有着直接和密切的关联,大家大张旗鼓、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地奔向媒介进化的下一站——数字媒体。
今天,几乎所有的大众媒体类型和组织都已经拥有了它的数字化形式,而且我们可以肯定地下结论声称几乎绝大多数传统媒体都已经完成了它的数字化转型,“经过了二十年的数字化、网络化和产业化进程之后,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其基础设备、关键技术、内容格式、组织流程和互动方式都已经基本实现了数字化和网络化的管理与运营。”[3]然而,数字化却不是媒介进化的终点站,它只不过是个中转站而已,事实上,当所有大众媒体忙着数字化转型的时候,那些原生的数字媒体却早已经开始了迈向更高维度、更高阶段、更高能力的征程——智能化。媒介进化并没有随着传统媒体数字化的完成而结束,恰恰相反,包括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的所有媒体形式和媒体内容的数字化与网络化只不过是媒体迈向更高阶段的一个全新起点。这个起点的标志性事件就是2007年1月9日苹果公司发布了iPhone第一代智能手机。在那之后的十余年中,信息通信技术(ICT)[4]产业引领了数字融合的发展进程。[5]这一状况造成的天翻地覆的变化直接带动了全球各国经济的增长,特别是诸如智能手机、智能电视、平板电脑等智能设备的普及直接促进了行业的创新,那些命名或功能中包含“智能”概念的技术或者产品正在主导着很多各不相同的行业的发展。[6]在智能概念快速席卷并改造的各大产业中,传媒产业的智能化进程因其与信息通信技术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亲和关系和交叉地带而表现得尤为抢眼,与智能媒体相关的学术研究和现实应用也引发了各界的广泛关注,从而推动了智能媒体产业和智能媒体理论的快速发展。
“人工智能技术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全面渗透是近年来的一个现象级的发展。未来传媒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和应用关联在一起。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形塑了整个传媒业的业态面貌,也在微观上重塑了传媒产业的业务链。”[7]整体来看,智能媒体产业所涵盖的主要范围,可以参考Fransman对于ICT产业的分类方法,将其划分为内容、网络、硬件和平台四个层次,[8]在这四个方面的创新与变革,使得当前的智能媒体生态在本质上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数字媒体生态乃至更传统的大众媒体生态,它们之间的融合发展正在重新定义媒体的基本价值、核心能力、商业模式和服务形态,更深层次地,智能媒体生态的加速进化还将重构更多的经济领域、文化领域和社会领域。(www.xing528.com)
当前,我们的一只脚乃至整个身体已经跨入了智能媒体时代,但我们的另一只脚甚至很多思维方式还停留在大众媒体时代,“是时候反思我们关于传播的概念了,从一种崭新的智能出发,重新定义真实,重新定义关系,重新定义我们自身。”[9]如何设计这些日益智能化的媒体硬件和应用平台、如何利用它们建立更加有价值的信息传播与社会交往网络、如何捕捉个性化的需求并动态化地提供相应的内容产品,都决定了人工智能时代的媒介和传播的本质,也正因此,对智能媒体给出一个明确的界定便显得尤为重要,但无论学界还是业界关于智能媒体的定义尚未形成比较一致的观点。S.H.Park认为智能媒体是一种能够与用户和智能设备进行互动的传播交流服务,它主要向用户提供不受任何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广泛的内容聚合服务。[10]与Park的观点类似,J.W.Yoon也认为,可以将智能媒体定义为一种借助于智能设备表达的广泛且融合的媒体内容服务,它在与用户互动的层面上不受到时空的限制[11]。段鹏认为,从用户的角度而言,常见的观点是将智能媒体视为一种贴合用户需求的综合性媒体,可以智能地识别用户喜好,从而为其在服务和信息两方面提供上乘的使用感受。[12]封面传媒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鹏认为,人工智能已经渗透传媒和传播的各个环节、各个链条,包括AI赋能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传播效果,也包括生产上的素材收集、筛选、分析、写稿、核查、内容分发、营销环节,在这个背景之下的智能媒体应该是一种“技术驱动的媒体形态,是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内核的媒体阶段”[13]。
总结这些观点不难发现,它们都紧紧围绕着构成智能媒体的内容、硬件、网络、平台四大方面展开的,其核心目的都是在于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信息、传播和互动体验服务。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将麦克卢汉那句经典的“媒介即讯息”改造为“媒介即服务”(Medium As A Service,MAAS),并将智能媒体界定为这样一种信息传播和媒介消费服务,它是一种以智能化的硬件技术为工具、智能化的网络连接为手段、智能化的平台应用为载体、智能化的内容交互为形式的媒体服务,它将媒介进化过程从数字化阶段带入了智能化阶段。在这个新的阶段,媒体生产和消费具有个性化、定制化、精准化、动态化等鲜明特征,它标志着媒体传播理论研究和产业实践的关注焦点从同质化的大众群体转向了异质化的独立个体。而随着智能媒体的发展所引发的诸多转变,传播学的研究范式也逐渐发生了转换,建立在智能媒体基础之上的计算传播学范式快速兴起。无处不在计算的智能媒体时代已经到来,它在未来几年对媒体传播领域造成的改变将远远超过过去二十年媒体世界已经发生的革命。在一个处处充满着媒体智能的时代下,理解这种巨变的最好方法就是主动地去了解和掌握那些正在创造这个全新的智能媒体时代和计算传播范式的领跑者、创新者、参与者和研究者的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和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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