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接管：自由之路？

智能媒体时代的典型特征就是算法逐渐接管原来属于人类的大量基础性工作和程序化劳动，在数据的收集、新闻的写作、内容的排版、影像的后期、图书的推荐、资讯的分发、广告的投放等越来越多的媒体环节，甚至在电影配乐、AI换脸^[1]、新闻播报、节目主持^[2]等方面，也都越来越自动化、智能化和算法化，很多原本由人类从事的大量媒体类工作岗位在未来会被机器或算法取代，从而释放出大量的自由劳动力和自由时间。人们通常会认为，有相当大量的媒体工作需要人类的智力参与才能完成；但在今天的智能媒体视角下来看，恰恰相反，有相当大量的媒体工作人工智能完全能够胜任。在技术加速变革和资金大力投入的前提下，更加高效、更加精准、更具现实解决能力的算法被研发出来并投入了媒体产业的实践应用中去。其好处在于这些智能媒体工具能够客观地按照算法设定的要求去完成相应的工作，从而把人类从无聊、枯燥、乏味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但问题在于这样做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给被解放出来的人工造成了较大的就业压力和经济危机。对于这一点，现代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题为《我们后辈的经济问题》的文章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技术性失业”（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的概念，这意味着，在采用越来越自动化和智能化的人工智能和算法工具的产业领域中所产生的更多失业现象是由技术的应用造成的，“是由于我们发现节省劳力的新方式的速度超过了我们发现劳力新用途的速度。”^[3]

如果某一项媒体工作无论在智力投入方面还是在情感投入方面的要求都不算太高，那么从事这份工作的人员就会非常容易被算法所取代。“在新的算法社会，计算机科学家与数学家将在文化决策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最终可能实现几代技术乌托邦主义者梦寐以求的目标：‘每周工作20小时，50岁退休。’”^[4]这一方面意味着人们将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文化、创造娱乐和关注生活，就像奥斯卡·王尔德所说的那样：“未来世界依靠的是机器奴隶，即把机器变成我们的奴隶。”^[5]如今，我们有机会把这些所谓的脏活儿、累活儿、不体面的活儿、枯燥无聊的活儿一股脑儿地交给“算法奴隶”来完成，从而腾出更多的时间去体味文化、创造文明了。然而另一方面，大多数被“算法奴隶”所取代的人类劳动者却陷入另一个尴尬的困境之中：他们赖以维持生存和生活的经济收入将从什么地方获得？毕竟被算法替换掉的大量劳动者是依赖一份工作而获得经济收入的，这种建立在工业时代的生产消费模式如果被算法时代的新思维和新工具摧毁，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就是那些看上去被解放为自由劳动力的人，有可能恰恰会因此被切断经济来源从而成为最不自由的人。(www.xing528.com)

如果媒体不再需要广告设计师、视频剪辑师、图文编辑人员，未来这方面的劳动者就会大量减少，但问题在于目前正在从事这些工作的人被排挤出现有工作岗位之后将怎样快速完成他们的职业转型呢？表面上看这仅仅只是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但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如果越来越多的人被“算法奴隶”或者智能工具排挤出就业市场，我们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对我们这个社会“目前赖以存在的但是已经过时的运营模式进行改革”^[6]，必须对建立在工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文化、生活方式和管理体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而这样的变革过程却是相当漫长的，对于那些目前已经遭受或者即将遭受新的算法技术冲击的劳动者而言，没有谁有耐力和经济能力经历漫长的等待，就像凯恩斯在《货币改革论》中所说的那句经典名言一样：“长远是对当前事务错误的指导。从长远看，我们都已经死了。”事实上，从长远看，谁都不清楚究竟算法进化的未来究竟会是一个理想国还是一个乌托邦，或者也有可能是地狱。如果几百年后的人们利用算法获得了真正的自由，那么是否值得我们牺牲当前正在遭受算法冲击的大量劳动者的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来为后人的自由铺路？事实上，解决自由悖论的钥匙并不完全掌握在数据科学家、软件工程师和算法设计员的手中，他们无论在职业层面还是在伦理层面的出发点都是要把人类从沉重、枯燥的劳动中拯救出来。但由此造成的问题则更多地需要劳动者自身去承受，并需要算法的使用者和社会的管理者综合考量所有的可能因素来保障劳动者的生存要么免受算法的挑战，要么能够在受到冲击之后帮助他们找到更合适的工作。我们如何设计、使用和管理这些功能日益强大的算法，如何在机器奴隶和人类劳动之间寻找到某种平衡，将会直接影响到未来包括传媒产业在内的所有经济领域的本质，也将会直接决定未来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最终会沿着什么样的路径发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