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演化经济学家卡萝塔·佩蕾丝认为包括基础设施、关键要素、技术集群、软件程序、思维方式、文化制度等在内的同类型“工具”共同改变了市场经济体系中所有行为主体最佳惯性方式的边界，沿着库恩提出的“范式”和多西提出的“技术范式”的理念和逻辑，她将这套同类型工具得以扩散的主要载体命名为“技术—经济范式”。“每次技术革命都提供了一套相互关联的、同类型的技术和组织原则，并在实际上促成了所有经济活动的潜在生产率的量子跃迁。每次技术革命都使得整个生产体系得以现代化和更新，从而每50年左右都使总的效率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是新产品、新行业和新基础设施的爆炸性发展，它逐渐产生了新的技术—经济范式。”[1]按照佩蕾丝的理解，每次技术革命都会作为核心驱动力量不可避免地引发一次范式变迁，而这将是一个持续约50年的升级过程，分为包含着不同阶段的导入期（爆发阶段和狂热阶段）和展开期（协同阶段和成熟阶段）两个时期，每次范式变迁的过程都会在经济领域和广大的社会领域引发深层次的结构变化。
值得强调的是，佩蕾丝非常敏锐地注意到了包括印刷术、广播、电话、计算机乃至手机等传播技术在技术革命以及由技术革命所引发的技术—经济范式变迁过程中所扮演的基础角色。她认为，这一过程从不起眼的事物开始，首先发生在有限的部门和地域，并取决于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的能力，它逐渐将核心国家的大量活动囊括其中，并扩散到越来越远的外围。进一步地，她将18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最初10年的这段历史划分为五次相继出现的技术革命：产业革命，蒸汽和铁路时代，钢铁、电力、重工业时代，石油、汽车和大规模生产的时代以及信息和远程通信的时代。每次技术革命都会产生一组协同作用、相互依赖的产业，以及一个或者更多的基础设施网络。与此同时，旧的组织模式无法应付或充分利用全新的技术集群和基础设施，这就使得经济主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迁，也就是技术—经济范式的变迁。(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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