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画中的古琴研究：琴乐的继承性

汉画琴乐系统呈现出继承性的特点。这个继承主要是从上古先秦时期的琴文化中继承而来。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作为古乐器，琴起源于上古时期。那个时期，琴就具备娱人的功能。上古时期，弓箭的发明，使得琴的制作成为可能。而上古关于造琴的传说，就有伏羲说、神农说、黄帝说、炎帝说、尧舜说等。这些虽然是传说的人物，但说明先祖们对琴的使用已经很久了。伏羲时已有八卦之作，神农已经有结绳记事之说，黄帝之时仓颉已发明文字，黄帝之妻嫘祖已经发现蚕丝。那么，弓箭箭弦的发明便成为可能，在使用弓箭的过程中，得到弦声的启发，从而产生快乐的体验，进而，利用蚕丝系木成琴成为娱乐的工具便成为可能。

遥远的上古社会，对于乐的观念，首先就是快乐娱乐。因为，弓箭的使用有别于以往的劳动工具，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说：“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器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¹⁾弓箭的使用，可获得较以前更大量的猎物，食物的来源也更为稳定。而猎物的增加，必定会成为部落的欢愉之事。由此，弓箭便成为部落强大的标志性工具，进而成为武器。久而久之，这种工具便成为象征部落部族的娱乐之器。那么，古人对于琴的使用其中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娱乐。这也许从汉儒的描述中就可窥知一斑，傅毅的《琴赋》云：“神农之初制，尽声变之奥妙，抒心志之瘀滞。”⁽²⁾也就是说，琴在初制的时候，就是为尽情地获得娱乐之感的。

进入早期的文明时期，琴的作用在上古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当时重要的娱乐的工具。《礼记·明堂位》曰：“大琴、大瑟、中琴、中瑟，四代之乐器也。”郑玄注曰：“四代，虞、夏、殷、周也。”⁽³⁾说明，西周以前琴在当时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虽然，文献是汉代记述的，但是从当今出土的先秦古琴物上，基本可以判断出，那时的形制基本上较为成熟，尤其曾侯乙墓的十弦琴乃至荆州郭店出土了战国七弦琴，这些琴无论从形制、音箱等规制方面，基本上具备了汉琴的基本形制。而从这些出土的实物来看，琴在西周时期已经较为成熟，其大致形制与两汉相差不大。所以，由此推知，虞、夏、殷、周之时，琴一如文献所描述的那样，已经是当时流行的乐器了。

西周时期，随着礼乐制的产生，乐成为政治制度辅助之物，琴的娱乐作用逐步放大，在当时的宫廷雅乐中，琴开始大行其道。在文献记载的西周用乐当中，琴的娱乐作用较为突出。琴已经成为那个时代重要的娱乐之器。随着雅乐制的崩溃，周王室的琴师开始四散入海，进入民间。由此，琴开始与民间音乐结缘，其娱乐性大大增加。在当时，以琴乐友、以琴娱乐、以琴侑食，成为当时的时髦。其中孔子及其弟子编纂的《诗经》中就有大量的记载。如《鹿鸣》：“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关雎》：“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棠棣》：“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兄弟既翕，和乐且湛”等。⁽⁴⁾琴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就是娱乐。

而从上文看，琴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娱乐、宴宾等方面。而在汉代画像中，琴的娱乐作用，体现的就更为全面。不仅在琴歌、舞蹈、百戏等方面有大量娱乐的刻画，在汉画中的庭院中、厅堂中、郊野中等均有表现。琴在汉代的娱乐，还体现在国家的朝堂上、皇帝后妃的嗜好上，乃至大臣贵族们的娱乐上。在汉代的文献中，上至汉武帝，下至黎民百姓，对于使用琴乐娱乐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娱神，是古琴本身所包含的继娱人后的另外一层文化信息。汉画中的古琴具有娱神性。而这些信息的来源，也主要是从上古先秦以来继承而来。

上古时期，人类对于自然界中的风云变幻、寒来暑往、四季更替等现象缺乏深入的认知，由此产生万物有灵的观念。人类学家认为任何民族大都经历了一个巫术时代。巫术时代，巫的信息氛围充斥着周围。由此，原始的图腾崇拜由此产生。乐舞乐器的娱神性，也因此产生了作用。在《吕氏春秋》的记载中，上古时期的阴康氏，因为天频繁下雨，地上产生涝灾，由此果实不成，于是就令士达做五弦瑟祈求上苍，进而达到稳定群生的作用。类似的还有朱襄氏时的旱灾等，也是通过乐舞乐器的娱神作用，从而达到稳定社会救济群生的作用。

上古时期，琴作为法器的娱神作用也由此产生。在关于上古的文献中，琴作为法器娱神的描述可谓是不胜枚举。这充分地反映了琴在上古时期的重要作用。桓谭《新论·琴道》云：“昔神农氏继宓羲而王天下，亦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削桐为琴，绳丝为弦，以通神明之道，合天地之和焉。”⁽⁵⁾桓谭《新论》中，将琴作为通天应地的法器神器，来沟通天地，达到天地之和、人神之和的作用。在殷商时期，对于琴沟通天地，虽然缺乏文献资料的支撑，但是曾侯乙墓十弦琴的出土，为殷商以琴祭祀提供了证据。因为根据现代学者的考证，曾国就是犹如宋、郑、杞等殷商的后裔之国。由此，其制度具有因袭性。同时，殷商重鬼，占卜推演的巫鬼文化是其主要特点。作为四代重要之器的琴，在那个时期，自然充当着重要的娱神祭祀作用。在西周时，建立完备的礼乐制度，在祭祀神祖的雅乐中，琴就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各种典册已经记述的非常全面，不再赘述。

礼崩乐坏后，琴进入民间，其固有的一些功能，也下探到民间，娱神是其中的一部分。由此，在先秦的民间，琴在娱人的同时，也在起着沟通人神的作用。《诗经·甫田》中，就有：“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祁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的描述。庄子在其著作中，就记述了子舆纪念子桑之死时，“或编曲，或鼓琴，相和而歌。”⁽⁶⁾以鼓琴的方式来跳丧唱歌，以此来娱乐死去的亲朋好友。此举与上古阴康氏朱襄氏同出一辙，说明二者明显具有承袭性。也说明，先秦民间以琴娱神已是传统。

从文献的记述来看，汉代继承了这种以琴作为法器的娱神方式。只是，汉代一统经济繁荣、政治稳定、民族融合，娱乐的方式不但以俗乐为主，而且其表现形式更为多元丰富。尤其是汉代信仰更为多元杂糅，早期是道家无为的黄老之道，中后期是杂糅儒道的天人感应的神学体系；东汉时期则直接确认为谶纬为纲的统治思想。这一系列措施使得帝国上下巫风烂漫，祭风尤盛。据文献载，汉代君臣早期所祭拜的神祇达一千余种，后期约万余种。受此影响，民间之风大盛，“起学巫祝鼓舞事神”，成为时髦的职业。⁽⁷⁾由此，巫祭之乐大盛。武帝时，曾对“民间祠尚有鼓舞之乐，今郊祠而无乐”的局面不满，乃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作十九章之歌”。⁽⁸⁾当时“郊祀乐人员六十二人，给祠南北郊”。⁽⁹⁾武帝之后，这种乐队人数进一步加大，“盖有千人之多”。⁽¹⁰⁾

国家尚且如此，民间更是甚之。由此，也推动了乐舞乐器入祭的力度。琴自上古之时就是交通天地的法器神器，自然在巫风炽热的汉代，挺立潮头倍受推崇，进而参与到各类祭祀法事之中。汉代民间祭祀颇为多样，其中最普遍、最富特色的无过于西王母祀乐。在上文四川彭县江口镇梅花村出土的汉画砖上（图2-25），西王母居中坐于龙虎座上，周围各有一人服侍，旁边另有三足鸟和九尾狐等灵兽陪侍。下面一狐侧面做吹笙状，右一熊正面抚琴，正中一仙人翩翩起舞。⁽¹¹⁾

类似在四川四川彭山县江口乡崖墓出土的画像石，也刻画有西王母乐舞图（图8-1）。该石宽67 cm，长210 cm。石棺一侧。中刻西王母坐于龙虎座上，左侧有三足乌、九尾狐。右有蟾蜍直立而舞，另见一女子跽坐吹笛，一女子抚琴。一伎站立，似在击掌为节。⁽¹²⁾西王母是西汉哀帝时期民间信仰的主生死的神灵。西王母是汉代社会崇拜的神祇，据说，西王母不但掌管着人类的生死，还是汉代社会主管子嗣的高媒之神。常常祭拜西王母，不但人丁兴旺，还会得到西王母的庇护和长生不老。

除祭祀西王母以外，先秦以来旧有的社祀在汉代仍盛行。按不同的等级，有国社、君社、县社、乡社、里社等区分。不同地区、不同等级的社，其祭祀的礼仪和所用的乐舞或乐队各有特色。有的穷乡之社，仍保留着古老的传统，敲敲陶瓮瓦缶，相和而歌。如《淮南子·精神训》：“今夫穷鄙之社也，叩盆推瓴，相和而歌”。⁽¹³⁾而在民俗色彩浓厚的汉代墓葬或画像石上，刻画了大量的有琴乐伴奏的画面。这些画面，除了娱乐外，祭祀先祖，娱乐神祇也是其中重要的内容。(www.xing528.com)

图8-1　四川彭山县江口乡崖墓

因为，汉代社会虽然进入了早期的理性文明，但原始社会的巫风依然十分浓烈，整个社会流传着“事死如事生”的说法。故，祭祖祭神有着浓厚的土壤。除了祭祖外，汉代画像中还刻绘有高低不一的楼台建筑。同时，在全国各地还出土了大量的陶楼。汉人心目中，这些楼台不但高耸入云、接通天地，往往也是祀乐祭神迎仙的最佳地方。在这些刻绘或烧制的楼台上，均有乐人俳优的演出，而弹琴就在其中，因为，只有接近上帝的地方弹琴，才能让上帝或者先人、仙人听到。故，画像中有大量的弹琴图像，在一定程度上是从上古继承而来。

修身是琴自娱神娱人之外，又一从上古社会中继承而来的重要功用。上古时期，乐舞就有教育子弟的重要作用。而作为众器之首的古琴，自然而然也具备了育人修身的重要作用。蔡邕《琴操》云：“昔伏羲氏之作琴，所以修身理性，返天真也。”⁽¹⁴⁾《吕氏春秋》认为：“先王之制礼乐也，非特以欢耳目、极口腹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行理义也。”⁽¹⁵⁾西周时期，随着雅乐制度的建立，当时大司乐掌成均之法，来教育当时的周室子弟。在雅乐器中，不但有乐器古琴，还有大量鼓琴的琴师。琴不但继承了上古时期的娱神娱人制度，还进一步与雅乐及礼乐制接轨，成为修身的重要工具。

礼崩乐坏后，琴的这些功用逐步下探到民间，由此，在民间琴的娱人修身作用逐步扩大。尤其是，孔子自办私塾后，实行有教无类的教育方针，更重要的是乐舞的教育被列入教学当中。孔子认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¹⁶⁾他认为，乐具有教化子民的天然优势，他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将人融化其中，不但可以育人，也可以改变不良的风俗。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¹⁷⁾就是此意。也就是说，在孔子那里，对于一个人的教育修养来说，音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出土的曾侯乙十弦琴以及荆州郭店出土的七弦琴，均说明春秋末期战国初期，琴就是贵族诸侯们修身的重要器具，也是地位高雅的象征。否则，不会在事死如生的墓葬中作为重要的陪葬品。

而琴作为重要的修身之器，在先秦就有重要的记载。《左传·鲁襄公十四年》云：“初，公有嬖妾，使师曹诲之琴。师曹鞭之。公怒，鞭师曹三百。”⁽¹⁸⁾文中述及琴的传授。贵为襄公之妾，学琴尚且难逃鞭打之苦，说明先秦时宫廷已经有了古琴的教学，而对于被传授者有着严格的要求。同时，《左传》对于古琴的修身作用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左传·昭公元年》又云：“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以慆心也。”⁽¹⁹⁾《左传·昭公元年》记载明确提出：琴是君子用以节制自己、修身养性的工具，而不能用来放纵欲念纵情声色，这种思想是古琴领域最早出现的有关修身的礼乐思想，“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以慆心也”，规定了琴乐中情要受德、礼的制约，要以道制欲，即以道来抑制人的感情欲念，为后世专门琴论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传统琴论题的形成和完善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而类似以上古琴修身的理论，在两汉的文章中也被继承过来。两汉特有的稳定环境，使得琴乐的发展达到了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而对于琴乐的修身作用也被大量的继承过来，而且数量之多，论述之严谨不能说是一个极致。上文所述，西汉大儒刘向曾将弹琴的好处总结为七例，明德居于之首，教化色彩强烈。东汉官方经典《白虎通》关于古琴的记载，异常简练，其曰：“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²⁰⁾可见，禁止淫邪，正人心智，教人向善，仍是官方倡导的主旨。而《史记》《礼记》等正统文献，也都对琴乐的修身之道大谈特谈。除了这之外，诸子百家们也对琴的修身功能，写下了许多篇章，涉及各种文章赋体等，如《琴赋》《琴道》《雅琴赋》等，作者涉及桓谭、蔡邕、嵇康等，也有诸多的其他名家，如枚乘、刘向等。

而民间对此也是趋之若鹜。民间留下的文献不多，但是民间画像却刻画了大量的琴图。这些琴图，有相当一部分是具有修身作用的。在其中，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修身功能的，恐怕唯独奏的琴俑和琴歌类最为突出。因为独奏和琴歌更多体现的是自我的娱乐抒情，其中也更多以修身养性和人性世故品评为主要特征，这里面就包含了浓郁的乐教精神。民间虽然没有文献所记载的雅士文人，但民间文人多是在无声的状态下生活、娱乐、修行的。《礼记·曲礼下》云：“士无故不彻琴瑟。”⁽²¹⁾故，在汉墓中出土的大量的独奏琴俑和画像中刻画的大量的独奏图像，不能不说其中就包含有大量的修身功能。

关于琴的治国作用。上古先秦时期，人神杂糅，琴不但可以娱神通神，还具备治理国家安定群生的重要功用。如上文中，阴康氏中的士达就是一位巫师，通过与天地进行沟通，就可以普下甘霖或阳光明媚，进而达到天人沟通、人神合一的协调局面。虽然，琴作为人神交往沟通的载体，但是其间接地参与了对国家的治理。因为，只有作为打通天人沟通的媒介就是琴，故，琴就具备了沟通天地安定群生的重要作用。

殷商时期，巫鬼色彩浓厚，商王占卜理国事已是国之大策。进入理性的西周时期，虽然敬鬼神而远之，但是，琴参与的治国主要体现在礼乐思想等方面。西周的礼乐制，就是将刚性的“礼”与柔性的“乐”，进行了融通。其中，琴就是雅乐制中重要的一员，除了具有教育贵族子弟的要求外，它还具有礼乐治国的象征性。虽然说，当时治国的礼乐制，突现的金石为主体的制度，但是琴也是暗含其中的。尤其在金石之乐所代表的雅乐制礼崩乐坏后，金石所具备的礼治功用，被琴瑟所取代，进而在治国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这在先秦的文献中，仍能看到一些端倪。

在《左传·昭公元年》中的一则记载，则很好地反映了这种变迁。其云：“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故有五节，迟速、本末以相及。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于是有烦手淫声，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听也。物亦如之。至于烦，乃舍也已，无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以慆心也。”⁽²²⁾文中，将琴瑟与礼乐治国相联系，认为先王制乐的目的是皆百事也，而非让人恣意娱乐抒情的。以此类推，君子近琴瑟的目的主要是以仪节为主，而非娱乐恣拟心情为主的。否则就会出现“慆堙心耳”的“烦手淫声”的不良状况。《左传》中有关琴与礼乐思想的论述，是先秦以来首次提出治国理念的相关观点。

两汉社会虽然起源于草根，但是对于继承先秦礼乐治国的观念由来已久。从当初刘邦的轻儒蔑儒羞儒，到后期亲自到曲阜崇儒敬儒拜儒，从当初的马上皇帝，到后来的礼乐治国，皆体现出汉代社会对于礼乐政治的渴望需求。作为两翼之一的乐文化，由此成为重建的重点。而先秦时期礼已崩乐已坏，由金石代表的雅乐逐步向丝竹为代表的抒情之乐所代替。作为礼法文化代表的古琴，不但融合了金石礼乐的神圣性，也同时具备了民俗之乐的轻巧抒情实用性，自然也成为汉廷推崇的对象，也成为汉儒们捧敬的对象。这其中就浓缩了浓厚的礼乐治国思想，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其著作《史记》中说：“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欲为治也。”⁽²³⁾此思想与先秦时期的礼乐思想同属一脉，明显二者是互为继承的关系。而儒家经典《乐记》亦云：“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²⁴⁾此与先秦《左传》的说法毫无二致。

礼乐治国的战略一旦被确定，以古琴为首的丝竹乐大行其道。一方面，琴具备了继承金石之乐的所有礼乐属性；另一方面，琴又是新兴丝竹乐的代表，其抒情性、实用性远胜过呆板古涩难懂的金石之乐。琴可谓是亦大亦小，大的方面可以治国，小的方面可以修身娱乐。一张小小的古琴融合了如此之多的信息，由此成为汉人推崇的对象。而围绕着古琴得这些功用理念，不但论述颇多，而且使用亦广泛。尤其在治国方面，关于琴的论述更多。桓谭《新论·琴道》：“琴长三尺六寸有六分，象期之数；厚寸有八，象三六数：广六寸，象六律。上圆而敛，法天；下方而平，法地；上广下狭，法尊卑之礼。五弦，第一弦为宫，其次商、角、徵、羽。文王武王各加一弦，以为少宫、少商。下征七弦，总会枢要，足以通万物而考治乱也。”⁽²⁵⁾在《琴道》中，古琴不但法天地辨尊卑，而且其功用就是通万物而治考乱。类似桓谭的论述还有很多。《风俗通义》云：“雅琴者，乐之统也，与八音并行。然君子所常御者，琴最亲密。不离于身，……虽在穷闾陋巷、深山幽谷犹不失琴。”⁽²⁶⁾在《风俗通义》中，琴成为八音之统领，是君子最亲密的伙伴，虽然身处陋巷深山幽谷，也要不失琴。

文献中关于琴治国的颇为丰富。在汉代民间，琴在民间知识分子中间，也依然十分流行。其治国理论思想也有较大的反映。上文引述《礼记·曲礼下》有“士无故不彻琴瑟”的描述，说明汉代琴与士的关系日趋紧密，在乡曲之中，琴依然是知识分子士人的亲密朋友。这里面虽然未有治国之言论，但其中包含了浓厚的修身治国理念。因为，士人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琴正因为对士修身养性的功用，因此在士的生活中占有不可须臾离身的重要性。在汉代画像中，琴的治国功能，虽未有直观的刻画，但是在各类庭院厅堂中所刻画的众人正襟危坐的听琴图，不能不说这里面有强烈的正义报国意愿。另，在汉画中刻画有伯牙鼓琴图、聂政刺韩王图以及高台弹琴图和陶俑独奏琴图等。这些画像，也都多多少少包含了汉人的修身治国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