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画中的古琴研究：揭示汉代宴乐之风

汉画中的鼓琴图像，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代社会的宴乐之风。在上文所列举的诸多图像中，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宴宾乐舞。在这些画面中，琴充当了重要的娱乐媒介。在以上所列举的图像中，几乎每一幅图像中都有饮食酒具器皿的出现，这说明这些乐舞活动主要在宴饮娱乐中出现的，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汉代对此风的崇尚。

宴宾乐舞之风早在先秦就有之。《周礼·天官·膳夫》有“以乐侑食”的记载。⁽⁵⁰⁾《周礼·春官·大司乐》：“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钟鼓。”⁽⁵¹⁾《周礼》规定周王宴饮须伴以歌舞。贵族也有宴宾乐舞的记述，《诗经·小雅·鹿鸣》：“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⁵²⁾而民间虽然比不上王族，但也有据可查，《诗经·唐风·山有枢》：“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琴，且以喜乐，且以永日。”⁽⁵³⁾可见，先秦的宴宾歌舞从某种程度上彰显了礼乐制的精神，体现的则是礼的规范和乐的融合。

汉代继承了先秦的礼乐制。相对于先秦，汉代的一统和繁荣，使得对于宴宾乐舞之风的崇尚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汉代是俗乐的繁盛时代，统治阶层的草根出身加重了俗乐在宴宾乐舞场合的比重和力度。尤其武帝乃立乐府后，对于在宴宾场合加入滑稽幽默技艺高超惊险刺激的俳优百戏表演，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文中描述了汉代天子举行大型宴宾乐舞的盛大状况：“置酒乎颢天之台，张乐乎膠葛之宇，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虡，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⁵⁴⁾《东都赋》描写了朝会的盛况：“乃盛礼兴乐，供帐置乎云龙之庭。陈百寮而赞群后，究皇仪而展帝容。于是庭实千品，旨酒万钟。列金罍，班玉觞。嘉珍御，太牢飨。尔乃食举《雍》彻，太师奏乐。陈金石，布丝竹。钟鼓铿锵，管弦烨煜。抗五声，极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备，泰古毕。四夷间奏，德广所及。《僸》《佅》《兜》《离》，罔不聚集。万乐备，百礼暨，皇欢浃，群臣醉。降烟煴，调元气。然后撞钟告罢，百寮遂退。”⁽⁵⁵⁾

从文献来看，汉代宴宾乐舞在大臣贵族中也是寻常之举。《汉书·盖宽饶传》载：平恩侯许伯入第，丞相、御史、将军、中二千石皆贺，许伯设宴款待，“酒酣乐作，长信少府檀长卿起舞，为《沐猴与狗斗》，坐皆大笑。”⁽⁵⁶⁾文中，平恩侯许伯乔迁新居，二千石以上官员皆来祝贺，许伯设宴款待，酒酣之时，长信少府檀长卿起舞，居然在列侯中跳起了民间宴会中俳优常表演的俗舞《沐猴与狗斗》，结果是引得哄堂大笑。汉代的文人也喜欢在宴宾乐舞中欣赏俳优的表演。成帝时张禹出任丞相，他懂音乐，喜好歌舞作乐，“崇每侯禹，常责师一置酒设女乐与弟子相娱。禹将崇入后堂饮食，妇女相对，优人管弦，铿锵极乐，昏夜乃罢。”⁽⁵⁷⁾宴宾乐舞风行两汉四百余年，直至汉末三国之际此风仍然不减，曹丕《与吴质书》写道：“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知自乐也。”⁽⁵⁸⁾而作为民俗色彩浓厚的汉画像石中出现的乐舞俳优侑食的诸多画面，从另一个侧面折射了汉代民间对此风的崇尚和风靡。由此，上至宫廷、中至贵族、下至黎民，这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风俗指向标，而汉画中的古琴现象，无形中从民俗方面掀开了汉代宴乐之风的一角。

而作为封建制主体的礼乐制，礼和乐的关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辅而成。“乐为同，礼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⁵⁹⁾通过“礼”来分清等级差异，通过“乐”将这些差异融为一体，从而构建出等级分明、贵贱有序、上下和敬的统治秩序。从以上的记述当中，不难看出，饮食乐舞在先秦礼制当中的重要作用。而与众不同的是，汉王朝发端于草根阶层，加之统一前，礼崩乐坏，列国纷争，对于先秦礼制的并未予足够的重视和继承。王朝初期，由于礼乐制建设的先天缺失，以至于，“每竟朝置酒，群臣饮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此一度使帝国处于较为难堪的地位。⁽⁶⁰⁾为此，高祖刘邦不得不启用叔孙通等先秦儒生来恢复礼乐制建设。高祖以后的历代君王也一直试图建立自己的礼乐制，此种风潮在武帝独尊儒术以后达到高潮。

而在民以食为天的古代，宴饮乐舞恰恰是融“礼”与“乐”为一体，宴饮座次既体现了“礼”的长幼、尊卑、亲疏、卑贱、有序，又将“乐”的融洽协和融为一体。由此，“乐”在其中充当的是融合、协调以及润滑剂的作用。孔子所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就是体验到乐具有不可抗拒的柔性手段，它可以在娱乐、玩乐当中既明辨了等级次序，又完成不同人群、不同族别乃至不同等级的融合和凝聚。所谓“礼辨异，乐统同”，就是此意。而同时付之于酒食这样的场合，就会使得此种融合更加稳固和和谐。因为酒是精粮所酿造，饮酒是高等级待遇的象征，食物同样是礼的体现，先秦著名的王侯食举列鼎制度，就是礼制的很好例证。如果再付之于乐舞，就会产生非常奇特的效果。当高祖刘邦第一次按照叔孙通的做法尝试，众臣竟然“无敢哗失礼者”。往日喝醉了在朝会上大喊大叫的局面竟然一去不复返了，效果竟然出奇地好！随后草根出身的刘邦也开始慨叹：“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⁶¹⁾由此，借助宴饮乐舞大会群臣宾朋是重整秩序，重塑人伦、重塑礼制、明晰尊卑的最佳时机，也是将不同阶层等级的人汇集在一起融合在一起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www.xing528.com)

由此，我们可通过宴宾陈伎之风依稀看到汉王朝在这方面的举措。如汉初高祖酒酣击筑而歌舞的《大风歌》及唐山夫人的《房中祠乐》，随后皆被请入太庙而成为国家乐舞；类似的“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童女七十人俱歌，昏祀至明”也属此类，武帝将各地的民歌搜罗进乐府中，成为宴飨祖宗的祭祀之乐。为了融合四夷之族，（武帝）“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渝都户、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也属利用宴宾陈伎之礼来达到威服四海的政治目的。“有德之君，以乐乐民，无德之君，以乐乐身。”⁽⁶²⁾实现了自己雄才大略的武帝，为了体现与民同乐和有德之君，“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来观。”⁽⁶³⁾这些皆从礼乐制的角度体现了王制的回归和礼制的恢复，是王朝统一强大的象征。

《礼记·王制》曰：“天子食，日举以乐。”⁽⁶⁴⁾为了进一步借助宴乐之风，强化礼制建设，也为了进一步加强皇家的权威。进入后汉以后，东汉明帝对王制和礼乐制进行一次改革，将上陵、殿诸食举乐加入汉乐四品最高品级“太予乐”之中。这些乐舞干什么呢？《隋书·音乐志下》引马防奏言：“建初二年七月，邺上言：‘天子食饮，必顺于四时五味，而有食举之乐。所以顺天地，养神明，求福应也，”⁽⁶⁵⁾连天子的饮食也要顺乎天地四时五味，达到与天地相协和的地步，其目的看来也是祈求上苍佑庇王朝的昌盛太平。东汉顺帝时，立兜楼储为匈奴单于，“诏太常、大鸿胪与诸国侍子于广阳城门外祖会，饗（飨）赐作乐，角抵百戏。顺帝幸胡桃宫临观之。”⁽⁶⁶⁾此与武帝时“设酒池肉林……角抵百戏飨四夷之客”，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大名鼎鼎的鼓吹乐就是作为皇家及军旅仪式音乐而进入汉乐四品之一的。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天子对于借助于宴乐之风重建礼乐制的举动，直接影响到各级官员士绅。而由此，对于宴宾陈伎的使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极致。《淮南子》描述贵族们宴饮舞乐时说：“夫建钟鼓，列管弦，席旃茵，傅旄象，且听朝歌北鄙之乐，齐靡曼之色，陈酒行觞，夜以继日。”⁽⁶⁷⁾班固《东都赋》描绘统治阶级宴宾陈伎时曰：“乃盛礼乐，置乎云龙之庭。……陈金石，布丝竹，钟鼓铿鍧，管弦烨煜。抗五声，极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备，太古乐毕。四夷间奏，德广所及……万乐备，百礼暨，皇欢浃，君臣醉，降烟煴，调元气。然后撞钟告罢，百僚遂退。”⁽⁶⁸⁾无论是“建钟鼓”还是“乃盛礼乐，陈金石，布丝竹”，皆为礼乐制的标志。可见，君臣在钟鸣鼎食的同时，“万乐备，百礼暨”，才是宴宾陈伎倡导的核心重点。

为了倡导民间恢复这种封建秩序。汉宣帝为此曾下诏，其曰：“夫婚姻之礼，人伦之大者也；酒食之会所以行礼乐也”。⁽⁶⁹⁾将酒食之会与婚姻之礼看作同等的重要，皆为“行礼乐也”。而汉宣帝所说的“酒食者，所以合欢也”就是此意。《汉书·食货志》：“有礼之会，无酒不行”，“酒者，天之美禄，……百里之会，非酒不行。”⁽⁷⁰⁾看来，礼之会无乐不行，无酒不行。宴宾陈伎之风所体现的王制和礼制规已经深入到汉代社的角角落落。而汉画像作为一种民间的艺术，其大量刻画宴宾陈伎的画面，在画像中琴又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包含礼乐精神的古琴，同时又是娱乐抒情的古琴，无疑成为这个宴宾场合的最佳象征之物。故，从另一侧面也印证了其所体现的时代风俗和礼乐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