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画中古琴研究：性能优越、优势突出

琴在汉代的诸多表现形式极其丰富的功能特点，也从不同方面体现了琴本身所具备的优越性能。

琴的底蕴深厚，早在上古时期，文献记载了琴的重要作用。其不但是先王祭祀鬼神交通天地的重要法器神器，还是先王教育子弟的礼器乐器。琴瑟作为交通天地、祈雨避涝的祭祀载体，西周时期，随着礼乐制的建立，琴的作用进一步加大，成为周王室雅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六大舞还是六小舞，琴皆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琴在先秦还是民间的一种乐器和俗器，尤其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琴在这个时期大量走入民间，成为当时民间的流行乐器。同时，这个时期也是民间俗乐繁荣时期，以郑卫之音为首的民间俗乐大行其道，这其中就有古琴的身影。而汉代正是踏着先秦的足迹而来的。可以说，汉代古琴的繁荣，就是春秋战国在汉代的延续。

早在先秦时期琴就是一件性能优越的乐器，尤其作为抒情的乐器，丝弦乐器较节奏型的钟鼓在乐音的连贯性、悦耳、出音的密度及表现性等方面，有着非常大的比较优势。

从连贯性来说，琴的声音是由琴弦弹拨而成，声音由基音和泛音融合而成，乐音的弹性幅度和共鸣及相互之间的延展性较强，音与音之间的连贯性较好，这些乐音在双手的操奏下，声音的长短快慢强弱，皆可由双手来操控，其控制性较强。较之节奏型较强，声音硬朗短暂的钟鼓梆节等，更具有优越性。

在出音密度上来看，琴有七弦，由双手操持弹拨而成，根据节奏情感的需要，两手在互相配合的情况下，在单位出音密度上，较钟鼓金石等要多得多，也快得多，其表现力进一步丰富。而出音密度的增加，使其在单位内的表现远远高于金石钟磬等大件笨重乐器。

在音域和音色上，琴有七弦，汉代已有徽位，泛音已形成。这样音域无形中扩大了一倍，音域宽泛，可以根据需要来调整。由高中低组成，音色低音深沉、质朴、苍劲，中音绵延醇厚，高音明亮激昂。其音色组成了高中低不同档次的需求。

同时由于琴乐在演奏过程中，由双手操控而奏，手法多样，随着发展汉代已有攫援摽拂等手法。对于节奏、音色、出音的密度等方面，有着良好的控制，故其融节奏性、连贯性、抒情性等诸多优势为一体。

琴的制作，早在先秦，就蔚然成风。尤其在春秋战国时期，民间俗乐大盛，雅琴步入民间，其特有的文化氛围，士阶层的兴起，促进了民间琴乐的繁荣兴盛，民间高手层出不穷，诸如伯牙、师延、师襄、师旷等皆为当时之翘楚。这些琴师的故事传说，万古流芳，这极大地促进了制琴业和制琴技术的大发展。从出土的文物及文献记载看，先秦之时，就有成熟的制作方法。在民间，孔子的三百零五篇皆可弦而歌之，就是很好的例子。其取材方便，凡有梧桐之地皆可就地取材。较之工艺复杂繁缛、难度很大的青铜乐钟及石磬等，琴的制作异常方便。

汉代特有的大一统，以及儒学的复兴礼乐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制琴业的发展。在汉代，记载古琴的文献非常多，涉及经、史、子、集以及类书等；关于描述古琴的文章辞赋也非常多；汉代关于琴赋的文章就有多篇，涉及刘安、刘向、桓谭、张衡、嵇康等人。文中都对梧桐的生长不易予以揭示。造琴业的发展，使得朝野上下琴学繁荣。

先秦时期，金石钟鼓等乐器，其体大笨重难以移动，多是在固定的场所、固定的状态下演奏。即使需要移动，也需要付出巨大的体力劳动。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当时的曾侯乙编钟重达数吨重，其随身的支架、摆件、附件等则多达千余种。而与此相反，丝竹乐的盛行，使得乐人对于乐器的改良改造提升了诸多等级。琴的质量轻盈，随时随地可以盘腿席地跽坐鼓奏，无需复杂的架子和台座。

而在前文的汉画图像中，琴的演出场所可谓是丰富多样。在四川出土的奏琴陶俑中，其中的独奏俑较多，说明其大多在室内演奏的。而其他不同形式的组合中，有的是在庭院中演奏的。在河南出土的画像中，琴的演奏画面所涉及的场所，不但有厅堂之内，也有郊外郊野，更有大型的院落，还有的在郊外的树下等。而类似山东、江苏等地的弹琴图像，也有类似的场所。而在文献的记载中，琴的使用，不但涉及以上图像的刻画，在武帝的上林苑、平乐观等也有大量的描绘和引述。而类似大儒的厅堂、庭院、后堂等，都有琴乐演奏的描述。

在汉画中，琴的功能类别又异常的丰富，在上文中涉及的有独奏、合奏、琴歌、丝竹乐合奏，以及宴宾乐舞等场合。琴歌有独自抒情的弦歌和搏拊琴瑟以咏及为他人伴奏。琴是汉代高水准艺术歌曲相和歌及歌舞大曲的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自娱性舞蹈画像中琴是宾主自起舞、以舞相属重要的烘托抒情乐器。在专业性极强的娱人性舞蹈中，琴的演奏更为高超，不但参与到风格委婉华丽的巾舞和长袖舞中，也可伴奏烘托激昂恢弘的建鼓舞；也可伴奏烘托风格变化多端的盘鼓舞。琴还是乐舞百戏乐队的重要组织者和参与者，既有中小型的丝竹乐队，也有大型的金石丝竹管弦乐队类。在纯器乐演奏的乐队中，琴常常与其他乐器组成三至五人或五至十人的乐队。功能类别的丰富，组合形式的多样，也说明其活动异常活跃，琴乐在汉代画像中的诸多演奏场所，也皆说明，琴是一个轻便易携带，演奏形式异常方便的乐器。

琴作为从上古传承下来的弹弦乐器，其优越性还表现在其融合性较好。琴弦的弹拨作用，使得基音与泛音结合较好，基音虽具有一定的噪音，但能很好地与其他噪音性打击乐器如鼓、节等融合。而泛音较为圆润柔和空松，能够与其丝竹吹管乐器很好地融合。同时，与其他乐器相比，琴有七根弦音域较宽，音色高中低搭配合理，这样一来无论音域或音色与其他乐器都能较产生较好的融合。琴在两汉的作用，有点类似当今民乐合奏的扬琴，有着重要的上烘下托圆场和融合作用。在《乐府诗集》所记载的汉代乐队当中，无论是噪声突出的鼓吹乐，还是音色柔和抒情的丝竹乐，乃至音色暗淡的埙笛之乐，琴皆能较好地融于其中。

上文中琴的表现形式多样。这些多样的表现恰恰说明了琴的融合性较好。琴乐与歌唱相融合，说明汉代的琴声和歌唱在某些方面尤其音色等方面是较为接近的。同时，汉画中琴与笛笙箫等乐器的配合更是呈现出众彩纷呈的画面。《风俗通义》说：“琴者，乐之统也。君子所常御，不离于身，非若钟鼓陈于宗庙，列于簴悬也。以其大小得中而声音和，大声不喧哗而流漫，小声不湮灭而不闻。适足以和人意气，感发善心也。”⁽⁶⁸⁾《风俗通》所倡导的“以其大小得中而声音和，大声不喧哗而流漫，小声不湮灭而不闻”等观点，正是琴声融合性非常好的原因，这也是琴被称为“乐之统”的原因。所谓“乐之统”，除了文化学上的意义外，其音色和表现性以及与其他乐器的融合等方面，也与此有着巨大的关联。所谓这些也正是君子所倡导的标准之一。故《礼记·曲礼下》云：“士无故不彻琴瑟。”⁽⁶⁹⁾就是从另一个方面，让君子象琴声一样，能够融合大众，融合众器，进而能修身能够济世普度苍生。

(1)　桓宽撰，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第42页。

(2)　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释》，中华书局，1989年，第647页。

(3)　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七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279页。

(4)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岳麓书社，2003年，第133页。

(5)　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辑校：《全汉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81页。

(6)　同上书，第460页。

(7)　赵世纲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河南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图2·4·6b，第191页。

(8)　同上书，图2·3·9b，第169页。

(9)　严可均：《全后汉书》，卷十五，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36页。

(10)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1073页。

(11)　桓宽撰，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第353页。

(12)　同上书，第437页。

(13)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82年，第2858页。

(14)　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辑校：《全汉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81页。

(15)　刘武撰：《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中华书局，1987年，第256页。

(16)　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第1333页。

(17)　程俊英撰：《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45页。

(18)　同上书，第4页。

(19)　欧阳询撰：《艺文类聚》，卷七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279页。

(20)　萧亢达：《汉代乐舞百戏研究》，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96页。

(21)　严福昌、肖宗弟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四川卷》，图2·3·4，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168页。

(22)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1330页。

(23)　萧统撰，李善注：《文选》，岳麓书社，2003年，第1303页。

(24)　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辑校：《全汉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81页。

(25)　同上书，第460页。

(26)　萧统撰、李善注：《文选》，岳麓书社，2003年，第133页。

(27)　桓宽撰，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出版社，1992年，第121页。

(28)　赵世纲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河南卷》，图2·1·3ab，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142—143页。(www.xing528.com)

(29)　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辑校：《全汉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6页。

(30)　何宁撰：《淮南鸿烈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第98页。

(31)　同上书，第541页。

(32)　陈奇猷：《吕氏春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89页。

(33)　高亨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28页。

(34)　郭庆藩撰，王孝渔点校：《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第266页。

(35)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中华书局，2000年，第932页。

(36)　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2006年，第55页。

(37)　桓宽撰，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第351页。

(38)　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第125页。

(39)　何宁撰：《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第489页。

(40)　杨天宇撰：《礼记注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082页。

(41)　黄寿祺，张善文撰：《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35页。

(42)　程俊英撰：《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20页。

(43)　文化部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中国古代乐论选辑》，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第92页。

(44)　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第284—287页。

(45)　王从军：《黄河下游的汉画像石艺术》（下），齐鲁出版社，2002年，第254页。

(46)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3432页。

(47)　焦延寿著，尚秉和注，常秉义点校：《焦氏易林注》，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第16页。

(48)　张华撰，祝鸿杰译注：《博物志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08页。

(49)　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中华书局，1981年，第267页。

(50)　《论语注疏·泰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4页。

(51)　许健：《琴史初编》，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年，第12页。

(52)　应劭撰，王利器校译：《风俗通义》，中华书局，1981年，第293页。

(53)　杨天宇撰：《礼记注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35页。

(54)　周振甫：《诗经译注》，中华书局，2002年，第231页。

(55)　同上书，第161页。

(56)　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辑校：《全汉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6页。

(57)　何宁撰：《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年，第129页。

(58)　同上书，第69页。

(59)　班固：《汉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第3349页。

(60)　范晔：《后汉书·马融传》，中华书局，1999年，第1333页。

(61)　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591页。

(62)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蜀都赋》（全三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79页。

(63)　严福昌、肖宗弟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四川卷》，图2·3·1，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167页。

(64)　赵世纲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河南卷》，图2·4·16，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199页。

(65)　杨天宇撰：《礼记注译·礼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66页。

(66)　同上书，第644页。

(67)　同上书，第634页。

(68)　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中华书局，1981年，第293页。

(69)　杨天宇撰：《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