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河西的交通道路-历史地理学十讲

论西域和内地的交通，自来都认为是始于张骞的凿空。张骞以前虽未见于记载，然亦非绝无此可能。张骞在大夏时，始见邛杖蜀布。此邛杖蜀布能够远至大夏，当是由今云南省西运的。这应是假借商贾之手，故史籍未见记载。唐蒙在南越获食枸酱，因而建议通夜郎道。蜀中枸酱能够输至南越，也是商贾所致力的。张骞西使以前，祁连山下可能已有商贾往来。不过这是推测之辞，是难得证实的。

然而有一问题不容不在此略为涉及。这是有关殷商时期制造器皿所用的玉出自何方的问题。我国先民喜用玉器是有悠久的渊源的。《尚书·汤誓》：“夏师败绩，汤遂从之，遂代三朡，俘厥宝玉。”后来到了殷商，用玉更多，下至两周，用玉之风愈益普遍。制造这些玉器所用之玉究竟来自何方？殊滋疑义。近来有的同志据出土殷商的玉器，作化学测定，谓其中有一部分的素质和现在新疆和田所产的玉相同，因而确定殷商时所用的玉来自新疆。这就不能不引起若干疑问。据说所测定的玉器，仅有一部分和新疆所产的玉素质相同。如果这一部分的玉来自现在的和田，其余得自何方？就不能不成为问题。我国产玉之地也并非绝无仅有，只是有的矿源已竭，未见再行开采。是否这些产地所产的玉都已经过测定？矿源已竭的产地，无玉可采，将用何物来代替测定？若无法测定，如何能说所产的玉不含所测定的因素？就是来自现在的和田，在此悬远的距离中，究竟取什么道路？未见有所考实，仿佛就在近旁，唾手可得。按之张骞凿空前后，西域道上，小国林立，不必追溯远古，秦穆公就曾西伐戎王，益国十二。秦昭襄王时，还曾继续开拓，义渠戎国就为秦国纳入版图^[108]。义渠以西，尚渺茫难知。西汉中叶，始从匈奴降者得知有大月氏，复知与大月氏共居的乌孙。阳关以西又有鄯善、若羌、且末、扞弥等七八国，然后才能达到产玉的于阗。这样窎远的路途，于阗之玉如何能够东运？当然也可以说，假借商贾的力量。可是当时用玉之多，商贾之力如何能够供应得上？十六国时期，吕光在姑臧建立凉国，史称后凉。吕光自称三河王，遣使至于阗购买六玺玉。及玉运至敦煌，李暠的西凉政权已经建立起来，这批玉货就为李暠所没收^[109]。殷商时的玉如果来自于阗，沿途经这许多政权和族类的辖地，是否了无阻隔，就不能不是个问题。当然这只能算是猜度，实际上当时恐难如所设想，真的能够远至于阗运玉。今传世《穆天子传》叙述穆王西游，曾远至于昆仑。昆仑山在今新疆西部，为黄河发源之地。这个昆仑山乃是汉武帝听到张骞的报告所起的名称，与穆王的游历无关。因为古图书说黄河发源于昆仑山。张骞以今塔里木河为黄河，所以昆仑山也就移到今新疆的西部^[110]。《穆天子传》，《四库全书总目》列于《小说家类》，盖以其“夸言寡实”，不能与一般史籍相提并论。据《国语》所载，穆王曾经征过犬戎，仅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犬戎为西戎别名，居于周的西陲。周幽王时，犬戎内侵，西周为之倾覆，其相去并不很远。西周时期尚且如此，殷商之时何能远至西域，采玉购玉于昆仑山下？

张骞自西域归来，汉使多循迹前往。由于河西已入汉的版图，汉使往来，即遵循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一途。这条道路也是所谓丝绸之路的一段，这是论西域史事者共同认可的道路。河西夹处在祁连、合黎两山之间，若不是南越祁连山，而北绕合黎山，这里是别无其他歧途的。

然而河西的东西两端，不仅有歧途，甚至不是一条。论河西史事者不容舍而无所涉及。拙著《论唐代前期陇右道的东部地区》曾经指出，由当时都城长安西行，有南北两道都可抵达河西的东部。其南道经雍县、汧源、上邦、襄武、渭源、狄道、金城诸县，出金城关，循乌逆水而上，再经广武县，而至凉州。用现在地理来说，就是经过陕西凤翔、陇县，甘肃天水、陇西、渭源、临洮，兰州诸县市，溯庄浪河而上，经永登县，就可达到原来凉州的治所姑臧县。其北道经新平、安定、平凉、平高、会宁诸县，出乌兰关，亦可至凉州。用现在地理来说，就是经过陕西彬县、甘肃泾川、平凉、宁夏固原和甘肃靖远诸县，而至凉州。在这南北两条道路之外，还有一条道路，乃是由上述的南道西行，至狄道县，渡洮河和大夏河而至于河州，出凤林关，渡黄河，再经鄯州和鄯城县，过浩亹水，越祁连山，而至于甘州。唐河州治所在今甘肃临夏县。鄯州治所在今青海海东市。鄯城县今为青海西宁市。凤林关在今甘肃永靖县。浩亹水今为青海大通河。这条道路更在南道之南。

这三条道路只能说是唐代丝绸之路东端的几条歧途。道路的设置固然可以承袭前代的旧规，但溯其肇始却也不能一概而论。经过凤林关和越过祁连山的道路，也就是南道之南的道路，是要经过位于今永靖县的炳灵寺的。炳灵寺的建筑始于西秦乞伏炽磐建弘元年（公元420年），可以作为这条道路畅通的标志。再往前溯，东晋法显就是从这条道路西行求法的。法显的西行是在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其时炳灵寺固尚未建立也。

另一求法高僧玄奘所行的却是上面所说的南道。据慧立和彦惊所记：“时有秦州僧孝达在京学《涅槃经》，功毕返乡，（玄奘）遂与俱去。至秦州，停一宿，逢兰州伴，又随去兰州。一宿，遇凉州人送官马归，又随从至彼^[111]。”这当然不是说，这条道路至玄奘西行求法时始畅通无阻。

其实，玄奘所行这条南道乃是张骞通西域后，由长安西行的主要道路，也是唯一的道路。《史记·大宛传》论述当时的形势说：“匈奴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隔汉道焉^[112]。”汉廷为了保证进入河西道路的安全，在浑邪王降附之后，“始筑令居以西”^[113]。令居县故城在今甘肃永登县西北，位于庄浪河流域。庄浪河当时称为乌亭逆水。乌亭逆水上源近乌鞘岭，其地山岳重叠，所谓“筑令居以西”，当由其地开始。这就足以证明溯乌亭逆水，经令居县，当时为前往河西道路的所在。

唐时这条道路由长安西行，是要经过雍县、汧源两县，再至于上邽县。雍县为今凤翔县，汧源为今陇县，上邽县今为天水市。这是在前面已经说过了的。西汉时由长安往西，同样要经过这几个县的。只是唐汧源县，汉时称为汧县。这条道路在这里的路线只有这一条，别无选择。因为汧县或汧源县以西，陇山高耸，行到这里必须越过陇山。陇山岩障高崄，不通轨辙，行旅视为畏途。陇头呜咽流水，越山远行者往往为之怅惘。虽历尽艰辛，亦无术改变途程。可知远在汉世，这条道路不仅是前往西域的主要道路，而且还可以说是唯一的道路。

唐代前往西域的北道，是要经过乌兰关的。乌兰关在乌兰县，濒于黄河。乌兰县在会州治所会宁县的西南。周武帝西巡至此置乌兰关^[114]。乌兰置关显示这条道路的重要。道路上设置关隘当是这条道路的通行已有相当岁月，但也不是开通已久。西汉时，这里不仅未设关隘，而且也还未形成前往西域的大道。汉武帝曾经西逾陇山，由陇西北出萧关，行猎新秦中而归^[115]。萧关在今宁夏固原市东南。由此更西北行，即可达到今会宁县，亦即唐代会州的所在地。然武帝却是由萧关北去，去到新秦中。更始时，班彪避难凉州，作《北征赋》以见志。赋中备列沿途所经过的地方。他一则说：“朝发轫于长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宫”；他又说：“乘陵岗以登降，息郇邠之邑乡”；他接着说：“登赤须之长坂，入义渠之旧城”；他还说：“过泥阳而太息兮，悲祖庙之不修；释余马于彭阳兮，且弭节而自思”；然后他再说：“跻高平而周览，望山谷之嵯峨”^[116]。长都指长安而言，这是说他由长安首途。瓠谷为焦获，在今陕西泾阳县。郇为右扶风的属县，在今陕西旬邑县的东北。邠为郇县的乡聚，亦当在今旬邑县境内。赤须坂在北地郡，义渠的旧城当在今甘肃庆阳西南。泥阳为北地郡属县，在今甘肃宁县东。彭阳为安定郡属县，在今甘肃镇原县东南。高平为安定郡治所，在今宁夏固原市。高平为班彪此行最后的目的地。他由长安一路行来，经过今陕西泾阳、淳化、旬邑，甘肃的宁县、庆阳、镇原诸县，而至于宁夏的固原市。

稍后于班彪经行这条道路的是东汉光武帝的征隗嚣。光武帝为此也曾经亲自到过高平。在高平会见了窦融及其所率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金城五郡太守^[117]。窦融及五郡太守从哪一条道路去到高平，未见记载。既有金城太守偕行，可能是由金城渡过黄河，再折向东行的。汉武帝曾经越过陇山，登空同，西临祖厉河而还^[118]。空同山在今甘肃平凉市西，亦作鸡头山。祖厉河源于今甘肃会宁县，北流至靖远县入黄河。汉武帝由空同山西行，所临的祖厉河当在今会宁县境。秦始皇巡陇西、北地时，出鸡头山过回中^[119]。汉武帝所行的空同山至祖厉河一段道路，应是陇西郡至北地郡的大路。汉武帝当时仅至于祖厉河，并未由此前往陇西。当窦融率五郡太守会光武帝于高平以前，曾派遣其弟窦友赴洛阳诣阙陈情。友至高平，会隗嚣反叛，道路阻绝，中途复还^[120]。窦友由河西赴洛阳，也要经过高平，这是因为隗嚣盘踞天水，反对汉室。窦友如果要经过天水去洛阳，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不能不绕道高平，再折而东南行。就是这样也为隗嚣所阻，未能继续前去。这就完全可以证明：汉时由长安赴西域是以越过陇山，再经天水为主要道路，是不会经过高平的。由窦友到高平一事，还可以证明当时由长安至六盘山下的道路，仍然是像班彪所走过的那样，要经过郇邠和彭阳，也就是经过现在陕西旬邑和甘肃镇原的道路，那时好像由现在甘肃平凉、泾川等县东南行的道路，还未能成为通行的大道，不然窦友越过六盘山后，不会再折向北行，到达高平，也就是现在的固原的。

唐代的乌兰县于汉时为祖厉县。祖厉县城在祖厉河的下游。汉武帝虽临祖厉河，却未到过祖厉县。史籍中亦未见有人到过祖厉县的记载，可见祖历县并未有通行的大道，远越西域者是不会出于此途的。

前面曾经指出：由长安西行经过河西而至西域的道路中有一条是遵循南道，到今甘肃临洮县，渡洮河和大夏河，经青海海东市和西宁市，越祁连山而至于张掖的。这是河西中部分出的一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以西还应有一条道路，也可说是河西大道的另一条分支。这条道路是由敦煌南行，大致是通过现在的当金山口，经由柴达木盆地，更东南行，以达吐谷浑东境龙涸（今四川松潘）而入益州^[121]。西凉李暠曾经几次派遣使臣间行奉表至建康^[122]，所行的就是这条道路。其时沮渠蒙逊方盘踞张掖，建立北凉，由敦煌经过酒泉东行是不可能的。由敦煌南行经过柴达木盆地的道路并非主要的大道，当时称之为间行，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其后北凉姑臧为北魏所攻破，凉王沮渠牧犍降魏。牧犍弟无讳继续与魏军相抗，辗转至高昌，仍自称凉国。这个凉国为了取得东晋的支持，不断派遣使臣东南至建康。当魏军还未占领敦煌时，赴东晋的使臣仍和西凉一样，由敦煌南行。后来这条道路阻塞，只好改道由焉耆到鄯善（今新疆若羌县），再越过阿尔金山口，进入吐谷浑境内^[123]。虽未能取道阳关或玉门关，经过敦煌，也还是可以作为丝绸之路的一条支路的。

由河西西行前往西域，西汉时有南北两道。即《汉书·西域传》所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东，为南道”，“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这是出玉门、阳关西行的。《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又增添了一道。《魏略》说：“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若羌转西，越葱岭，经悬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西汉时的北道是经过车师前王庭的。车师前王庭治交河城，在今新疆吐鲁番西北。《魏略》所说的北道却与车师前王庭无关。《魏略》所说的新道，要经过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的高昌，高昌在今吐鲁番的东南，和交河城相距并非过远。这样的改变使原来北道的路程有所缩短。《魏略》所说的新道，是出五船北到高昌。五船未知确地所在，但既有意避开三陇沙及龙堆，当是出玉门关后即转向北行。其北为伊吾，即今新疆哈密市。《魏略》所说的新道未明白指出经过伊吾，恐是行文简略，未能一一涉及。伊吾本匈奴伊吾卢地。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取得此地，并于其地置宜禾都尉，从事屯田。伊吾土地膏腴，为匈奴所必争，故常驻军以资防卫^[124]。这样重要的地方，新道若不经过其地，那将是不可思议的。而且新道的形成也不至迟到曹魏之时，只是到《魏略》的撰著才见于记载。

魏收撰《魏书·西域传》，于玉门关外的道路，别有论述。它说：“出西域本有二道，后更为四出：自玉门渡流沙西行两千里，至鄯善，为一道；自玉门渡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车师，为一道；从莎车西行一百里，至葱岭，葱岭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为一道；自莎车西南五百里，葱岭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为一道。”《魏书》所说的虽为四道，实际上却只有两道。莎车今为新疆莎车县，正是西汉时南道经过的地方。南道逾葱岭，至大月氏、安息等地。《魏书》西行的两道，皆须逾葱岭。西域诸国因时而有兴废，故所至之国与西汉时不同，可以说，《魏书》莎车西行的两道，只是汉时南道的伸延，或者就是汉时的南道。《魏书》所说的自玉门渡流沙至车师的一道，既可说是《汉书·西域传》的北道，也可说《魏略》所说的新道，因为这两条道路都和车师有关。《魏书》的记载只是董琬、高明两人由西域归来后的陈说，董琬、高明曾至乌孙、破洛那等九国，故所述有限。

隋炀帝时裴矩曾数至张掖、敦煌，由于究心边事，撰成《西域图记》三卷。据其所述，由敦煌至于西海，凡有三道。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唱槃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125]。这三条道路其发韧处和最初的路段，略同于《魏略》。其中南道自来少有改变。北道和中道与《魏略》的北道和新道所差异的，只是高昌的问题。其实这几条道路都是可以达到高昌的。山川形势如此，只是跋涉者取其方便而已。

敦煌于唐时为沙州的治所。《元和郡县图志》记沙州的“八到”：“西至石城镇一千五百里，北至伊州七百里。”沙州与伊州相距700里，虽亦须经过莫贺延碛，路程究非过远，可以暂置不论。石城镇即鄯善。贾耽所记入四夷道路，于沙州西行的道路曾有具体的记载，据其所说：“自沙州寿昌县西十里至阳关故城，又西至蒲昌海岸千里，自蒲昌海南岸西经七屯城，汉伊脩城也，又西八十里至石城镇，汉楼兰国也，亦名鄯善^[126]。”虽所记道路里数与《元和郡县图志》不尽相合，而沿途经过却较为详备，可以征信。

《元和郡县图志》于沙州八到中未涉及至西州的道路，而西州的八到中却有“东南至金沙州一千四百里，南至楼兰国一千二百里，并沙碛，难行”的记载。唐时无金沙州。此金沙州当系因下文的金婆岭而误衍金字。有这一条记载，即可与沙州的八到相互订正。《汉书》所说的车师前王庭，《魏略》所说的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的高昌，皆在唐西州境。西州治所的前庭县，本名高昌，即取旧高昌国为名^[127]。这条沙州和西州间的大道，当即《敦煌石室佚书》本《西州图经》所说的大海道，亦即《太平寰宇记》征引裴矩《西域记》所说的柳中路。大海道是因柳中县东的大沙海而得名，柳中道自是因经过柳中县而得名。柳中县即今鄯善县的鲁克沁，大沙海即今噶顺戈壁。由于有《西州图经》和《西域记》的记载，这条道路就更为明确^[128]。《汉书·西域传》记南北两道，虽是出玉门、阳关，而北道却是从车师前王庭起始。由隋唐时期的记载，可补玉门至车师前王庭间的一段。《魏书·西域传》所记较《汉书》为明确，惟道路里程与《西州图经》《西域记》皆不同。戈壁中的里程恐也难得都能一致。《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皆未著录裴矩《西域图记》，亦未著录《西域记》，恐二者本是一书，传写误为两书。《隋书·裴矩传》所录者为其书序文，《太平寰宇记》所征引者当为其具体条目，故详略有所不同。得《太平寰宇记》的引用，更可以征信。

不论这些道路如何分歧，都是发韧于敦煌的，也就是离不开玉门和阳关。这里应该特别提出，由河西前往西域除过由敦煌起程外，还有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是由瓜州治所晋昌县东北起，可以通到伊州。伊州治所伊吾县，汉魏以来都是有名的所在。唐贞观初年，玄奘西行求法，就是由这条道路前往的。据慧立和彦惊所记：“（玄奘）遂至瓜州，……因访西路。或有报云：从此北行五十余里有瓠胪河，下广上狭，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关外西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无水草。五烽之外即莫贺延碛，伊吾国境^[129]。”玄奘即遵此路前往。《元和郡县图志》瓜州晋昌县东二十步有玉门关。未载置关年月。《元和郡县图志》又于沙州寿昌县条下列有玉门故关，亦未载废省年月。西汉酒泉郡有玉门县，在今甘肃玉门市西北。据说，汉罢玉门关屯，徙其人于此^[130]。论其方位又与唐玉门关不同。玄奘既由此玉门关西行，西行之年为贞观三年，则这里的玉门关唐初已经有了。玄奘离晋昌县时，由于逻者甚严，入夜始得启行，三更许即望见玉门关，计程约二十余里，《元和郡县图志》谓玉门关在晋昌县东二十步，显然是记载的讹误。玄奘离晋昌县前，闻人说玉门关在瓠胪河上。迨其将至玉门关时，发现这条河水的两岸可阔丈余，河上架木为桥。瓠胪河未见地志记载，晋昌县有冥水，瓠胪河当即冥水。谭季龙（其骧）教授撰《中国历史地图集》，于唐代《陇右道东部图》中不从今本《元和郡县图志》之说，而置玉门关于冥水之西，极是。惟距冥水稍远，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未尽相合。

这条通过唐代玉门关的道路的开通，实际上是绕过了敦煌。但这条道路只是河西通往西域的一条支路，其他几条道路仍然继续畅通，还是依旧经过敦煌的。敦煌的重要地位并未因此而有显著降低和削弱。玄奘西行是在唐的初年，他所走过的道路以后照常通行，玉门关没有废止就是具体的证明，就在这时，敦煌仍然繁荣，莫高窟在唐代不断有新窟开凿成功，说明了其他几条道路继续显示出重要的作用。

此外，还有一条有关河西至西域的道路的记载，见于《隋书·高昌传》。《传》中说：“从武威西北有捷路，度沙碛千余里，四面茫然，无有蹊径，欲往者寻有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闻歌哭之声，行人寻之，多致亡失，盖魑魅魍魉也，故商客往来多取伊吾路。”这段叙述中特别指出这是一条“捷路”，显示它并非一般通行的道路。再则说，它是一条不经过伊吾的道路，因为由于这条道路难于通行，所以商客往来才多取伊吾路。伊吾在高昌之东，武威更远在伊吾东南，由东南或东方去到高昌，是一定要经过伊吾的。后来北宋王延德使高昌，就是绕道今内蒙古前往的，途中经过伊州（即伊吾）才到高昌的。由武威前往不论采取哪一条道路，也是不能不经过伊吾的。况且武威距离高昌绝远，并非只有千余里。当时通行大道是由凉州至甘州，再至肃州、瓜州。据《元和郡县图志》所载，凉州至甘州500里，甘州至肃州400里，肃州至瓜州480里。仅凉州至瓜州之间已有1380里。而瓜州至高昌的里程更远过此数。所谓“捷径”应较此为近，但近至千余里是讲不通的。可能《隋书》于此有误文，这条捷路不一定始于武威。如由瓜州西行，里程差相近似。因为伊州东南取莫贺碛路至瓜州900里，西州（即高昌国故城所在地）东北至伊州730里，合计亦是千余里。这条道路是要经过伊州的，应该就是伊吾道。而《隋书》记载这条捷径明白不是伊吾道。这就不能说是这条道路的舛讹。或谓《隋书》所说的武威为敦煌之误^[131]。敦煌在伊州正南微东，由敦煌去高昌可以不必绕道伊州，而高昌所在的西州距敦煌也只有1400里，是和千余里之说相符合的。可是由敦煌去高昌的道路，自西汉以来即已通行，说不上是一条捷径。到底如何解释，只好暂置不论，留待高明。

上面所述的这几条道路，都是通过河西的西北、东南走向的大道的分支。也可以说是丝绸之路在这个地区的分支。虽说是丝绸之路的分支，也可以作其他的用项。历来有些军事活动就曾经是在这些道路上进行的。当然，通过河西的大道的分支还不仅只是这几条，只是和丝绸的运输没有多大的关系。汉时的弱水，亦即唐时的张掖河，是由甘、肃两州之间流入居延海的。这条河谷也是一条南北向的道路。而由武威城外北流的石羊河，亦即汉时的谷水和唐时的马城河，其河谷也是一条南北向的道路。在这两条道路上的军事行动就显得较多。西汉时李陵北征匈奴，即由居延北行，出遮虏障，而至于浚稽山上^[132]。居延县和遮虏障皆在今额济纳旗，正是张掖河行将入居延海处。到了唐代前期，这两条道路都是突厥不时南下必经之地，军事行动尤为繁多。

唐代后期，河西多故。吐蕃借安史之乱，据有陇右、河西。其后吐蕃衰乱，沙州张义潮以瓜、沙、甘、肃来归。寻而回鹘余部亦散居甘州等处。于是丝绸之路就逐渐失其作用。胡商使人即使有所往来，也不一定仍然遵循旧日通行的大道。五代时，党项族散居于邠宁、鄜延、灵武、河西间，而居于灵、庆诸地者尤为剽悍。这些地方约当于现在陕北、陇东和宁夏，当时的灵州治所就在今宁夏灵武县，庆州治所则在今甘肃庆阳市。这时甘州回鹘朝贡中原王朝，经过灵、庆之间，往往为当地部落所邀劫，甚而执其使者，卖之他族，以易牛马。为什么甘州回鹘舍正路而不由，而出此不安谧的道途？据说是“唐亡，天下乱，凉州以东为突厥、党项所隔”^[133]。唐末五代党项逐渐强大，稍后的夏国曾数以公主下嫁回鹘，其时回鹘方强大，牙帐在漠北，何得远至张掖河畔？王延德自拽利王子部西行，历阿墩族而至马鬃山。此山迄今仍以马鬃为名，其主峰在甘肃玉门镇北。其东距张掖河亦非过远，故王延德于渡过合罗川后即可直至马鬃山。王延德由马鬃山西行，又历格啰美源。据说这是“西方百川所会，极望无际，鸥鹭凫雁之类甚众”。这样的大湖泊惟冥水下游所入之海足以当之。冥水即今疏勒河。然其地远在马鬃山之南，王延德若至其地，似更近于西夏。由马鬃山再西，历小石州而至于伊州，也即现在新疆哈密市，已在河西的西北。由伊州至高昌，当时大道仍可通行无阻。王延德此行约略与十六国时期仍袭用北凉国号的沮渠安周之通使东晋相似。沮渠安周为沮渠无讳之弟。沮渠无讳其时据有高昌，借敦煌一途与东晋互通往来。沮渠安周时，敦煌以东皆已为北魏所据有，沮渠安周所派遣的使人只好由现在新疆若羌越过阿尔金山口，进入吐谷浑属地，再继续向东南进行^[134]。沮渠安周的使人和王延德所行皆已远离河西，只是在河西大道难于通行时，使丝绸之路不至完全中断而已。

西夏占据河西，确实使丝绸之路的交通受到一定的困难，却也不是就此阻阂不通。下迄北宋，西域使者还是往来不绝。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于阗使人说：“昔时道路尝有剽掠，今自瓜、沙抵于阗，道路静谧，行旅如流。”^[135]哲宗绍圣（公元1094—1097年）中，知秦州游师雄言：“于阗、大食、拂菻等国贡奉，般次踵至，有司惮于供赉，抑留边方，限二岁一进，外夷慕义，万里而至，此非所以来远人也。”北宋政府接受这样的意见，自后朝享不绝，讫于宣和（公元1119—1125年）之时^[136]。但对于回鹘，却是多方限制，据《宋史》记载：“回鹘使不常来，宣和中，间因入贡散而之陕西诸州，公为贸易，至留久不归。朝廷虑其习知边事，且往来皆经夏国，于播传非便，乃立法禁之^[137]。”这些记载都显示出丝绸之路有些阻阂，当时的中原王朝也应有一定的责任。

这条大道在蒙古统治时期还有一段畅通时期，也为敦煌莫高窟中增加了若干色彩。可是这条道路后终于萧索下去，河西当然也受到影响，至少在经济方面显得多些。不过河西还有其他有利的因素，仍然能不断发展下去。

（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4期、1989年第1期）

【注释】

[1]《史林杂识·初编·瓜州》。

[2]《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沙州·瓜州》。

[3]《元史》卷六〇《地理志》：“瓜州，宋初陷于西夏。夏亡，州废。元至正十四年复立。二十八年，徙居民于肃州，但名存而已。”

[4]《汉书》卷五五《霍去病传》。

[5]《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籍端水本作南籍端水，“南”字误衍，今删去。

[6]《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向达译本）第10章《古代边境线的发现》：“库鲁克塔格斜坡南界三百尺以上的高沙丘之间，有一大片盆地，盆地中间有一连串显明的干湖床。……这些湖床证明是古代疏勒河的终点盆地，如今河流的终点是在更南十五里的大泽中了。以前相信疏勒河注入喀喇淖尔，现已证明还在更东边相差经度有一度以上。”疏勒河即汉时的籍端水，喀喇淖尔应即胡林翼图上的布鲁湖和花海子、青山湖。冥泽的故地应如斯坦因所说在其北的干湖床，喀喇淖尔当是泽地向南移动所构成的新泽。

[7]《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沙州》：“寿昌县，本汉龙勒县。”唐寿昌县在今敦煌市西南。

[8]出版于1934年的《中华民国新地图》标绘哈拉池（图上作喀拉湖）于敦煌市西北玉门关之东，则又向东移徙了。

[9]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编《中华民国新地图》。

[10]《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6章《从额济纳河到天山》。

[11]《晋书》卷八七《凉武昭王传》：“先是，河右不生楸、槐、柏、漆，张骏之世，取于秦陇而植之，终于皆死，而酒泉宫之西有槐树生焉。”嘉庆《大清一统志》所载有森林诸山，其西亦仅止于高台县。高台县在酒泉之东，似酒泉之西本来就没有林木，现在酒泉之西各绿洲上，树木葱茏，敦煌附近尤多。莫高窟前大泉河的上源也有不少树木。这些可能是出于人工栽培，已和《晋书》所说不同，论现在河西的森林者，对此似当多加留意。

[12]《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甘州》。

[13]拙著《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

[14]这是在敦煌时承敦煌研究所李正宇同志见告的。李正宇同志现正在研究唐宋时期敦煌的河渠泉泽，这应是实际调查的结果。

[15]对于月氏和乌孙的问题，日本国白乌库吉、藤田丰八、加藤繁等皆曾有论著发表。近年松山寿男著《古代天山历史地理研究》，于乌孙的原居地定为博格达山北麓。他是根据下面这些材料得到这样的结论的。一、《太平御览》卷一六五《州郡部》引《梁氏十道志》所说的：“庭州，雍州之外，流沙之西北，前汉乌孙旧地，东与匈奴接，历代为胡虏所居。”二、《通典》卷一七四《州郡典》所说的：“庭州（原注，今理金满县），在流沙之西北，前汉乌孙之旧壤，后汉车师王之地，历代为胡虏所居。”三、《旧唐书》卷四〇《地理志》也说：“金满，流沙州北（西北之误），前汉乌孙部旧地，方五千里。后汉车师后王庭，胡故庭有五城，俗号‘五城之地’。”书此以备一说。

[16]《新华社新闻稿》第6497期。

[17]《史记》卷一二三《大宛传》。

[18]《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二《凉州》引。

[19]《水经·〈禹贡〉山水泽地篇注》。

[20]《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甘州》。

[21]《史记》卷一一〇《匈奴传》引《西河故事》。

[22]《后汉书》卷六五《张奂传》。

[23]《汉书》卷六《武帝纪·注》引应劭说。

[24]《晋书》卷八六《张轨传》。

[25]《晋书》卷八七《凉武昭王传》。

[26]《魏书》卷一〇六《地形志》。

[27]《旧唐书·地理志》。按：两唐书《地理志》皆未载天宝年间沙州户口数。《旧唐书·地理志》有旧户口数，《新唐书·地理志》以之为贞观年间户口数，天宝时，凉、甘、肃、瓜四州户口数较之贞观年间皆有增长。沙州虽无天宝年间户口数，然总不会低于贞观时，故一并录出贞观户口，以备参考。

[28]《元史》卷六〇《地理志》，河西共有甘州、永昌、肃州、沙州四路，四路中仅甘州、肃州两路有户口数。甘州有户1550，有口23987。肃州路有户1262，有口8697。皆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数字。

[29]《大清一统志》于各府州户口一栏共列有：1.原额民丁，2.今滋生民丁男妇大小，3.屯丁男妇大小，4.户数等四项，安西州无原额民丁，亦无屯丁男妇大小。故知今滋生民丁男妇大小一项为当时实有口数。其余两项与实有口数无关，故不取。在这些数字中，户口比例颇有极大悬殊，如肃州只有22537户，却有319768口，平均每户超过14人，似与实际未能完全吻合。

[30]《明史》卷三二九《西域传一·土鲁番传》。

[31]《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

[32]《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

[33]《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

[34]《旧唐书》卷一〇九《契苾何力传》。

[35]《清史稿》卷一二六《食货志一·户口》。

[36]《晋书》卷五六《江统传》。

[37]《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利鹿孤载记》。

[38]《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傉檀载记》。

[39]《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

[40]《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

[41]《晋书》卷九五《艺术·鸠摩罗什传》。

[42]《晋书》卷八七《凉武昭王传》。

[43]《隋书》卷六七《裴矩传》。

[44]《旧唐书》卷五五《李轨传》。

[45]《旧唐书》卷五五《李轨传》。

[46]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47]《全唐诗》卷一九九。

[48]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三《西胡考上、下》《西胡续考》。

[49]《吕思勉读史札记》戊帙《胡考》。所谓九姓胡为：药罗葛、胡咄葛、嘱罗勿、貊歌息讫、阿勿嘀、葛萨、斛嗢素、药勿葛、奚邪勿。

[50]《旧唐书》卷一〇三《王君㚟传》。

[51]《旧唐书》卷一三四《浑城传》。

[52]《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传》。按《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王君㚟死后，玄宗命郭知运讨逐回纥，王君㚟为河西陇右节度使，是由于郭知运死后，取代其位。王君㚟被害后，何能再有郭知运讨逐回纥事，《旧唐书》此处当有误文。

[53]《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陇右道下》，《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

[54]沈亚之《沈下贤文集》卷一〇《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尝与戎降人言，自瀚海以东，神乌、敦煌、张掖、酒泉，东至于金城、会宁，东南至于上邽、清水，凡五十郡六镇十五军。皆唐人子孙，生为戎奴婢，田牧种作，或聚居城落之间，或散处野泽之中。”

[55]《新唐书》卷二一六下《吐蕃传》，又卷四〇《地理志》。

[56]《新唐书》卷二一六下《吐蕃传》。(www.xing528.com)

[57]《新唐书》卷二一六下《吐蕃传》。

[58]《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

[59]《旧唐书》卷一九二《回纥传》，《新唐书》卷二一七下《回鹘传下》。

[60]《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

[61]《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

[62]《明史》卷三三〇《西域传》。

[63]《明史》卷三三〇《西域传》。

[64]《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

[65]《魏书》卷一一〇《食货志》。

[66]《隋书》卷二九《地理志》。

[67]《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

[68]《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

[69]《张说之文集》卷一二《大唐开元十三年监牧颂德碑》。

[70]《明史》卷九二《兵志》。

[71]《史记》卷一一〇《匈奴传》。

[72]《汉书》卷五《景帝纪》。

[73]《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唐纪二七》。

[74]《旧唐书》卷一〇三《王忠嗣传》。

[75]《明史》卷九二《兵志》。

[76]《清史稿》卷一四七《兵志》。

[77]《汉书》卷六四上《主父偃传》。

[78]《汉书》卷六四上《主父偃传》。

[79]《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

[80]《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

[81]《汉书》卷四九《晁错传》。

[82]《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

[83]《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

[84]《汉书》卷六《武帝纪》。按：《地理志》，武威郡置于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酒泉郡置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皆与《武帝纪》不同。《西域传》：“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是时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征和中，贰师将军李广利以军降匈奴。”武威、酒泉郡始置于元狩二年，与《西域传》所言相符。故两郡建置之年，应以《武帝纪》为正。

[85]其时凉州人口亦有被徙他处的。《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坚曾徙姑臧豪右七千余户于关中，即其一例。

[86]《唐书》卷八七《凉武昭王传》。

[87]《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唐纪一二》，又卷二一三《唐纪二九》。

[88]《全唐诗》卷四一九，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西凉伎》。

[89]《三国志》卷二七《魏志·徐邈传》：“明帝以凉州绝远，南接蜀寇，以邈为凉州刺史，……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广开水田，募贫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

[90]《后汉书》卷七六《循吏·任延传》：“（建武中），拜武威太守。……河西旧少雨泽，乃为置水官吏，修理沟渠，皆蒙其利。”

[91]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二六七《凉州府》引《明统志》。

[92]《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二《甘州》。

[93]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二七八《肃州》：“肃州城，明洪武二十八年因旧改筑。”又引《河西旧事》，“禄福城，隋谢艾所筑”。明时所谓旧城，当即谢艾所筑，亦即在汉禄福城址筑成的。

[94]《晋书》卷八六《张轨传》。

[95]《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

[96]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二六七《凉州府》。

[97]《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

[98]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99]《五代史记》卷七四《附录三·吐蕃传》。

[100]《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下《陇右道下》。

[101]《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102]《隋书》卷二八《百官志》。

[103]《隋书》卷六七《裴矩传》。

[104]《隋书》卷二八《百官志》。

[105]《隋书》卷六七《裴矩传》。

[106]《晋书》卷八七《凉武昭王传》。

[107]《新唐书》卷二一七下《吐蕃传下》。

[108]《史记》卷五《秦本纪》。

[109]《晋书》卷八七《凉武昭王传》。

[110]《汉书》卷六一《张骞传》。

[111]《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112]汉陇西郡西北界直抵黄河。匈奴与陇西郡接壤，其辖地也已至黄河岸边。这里特别提到陇西长城。乃是指秦始皇使蒙恬所修筑的长城。秦始皇的长城与其祖秦昭襄王的长城一样，起于临洮（今甘肃岷县），至狄道（今甘肃临洮县）后直向北行，再循黄河而下。《大宛传》所说的“至陇右长城”就足以作为证明。

[113]《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

[114]《元和郡县图志》卷四《会州》。

[115]《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116]《文选》卷九。

[117]《后汉书》卷一下《光武纪》。李贤注：五郡谓陇西、金城、天水、酒泉、张掖。按：窦融时为河西五郡大将军，所率领的五郡中有武威、敦煌，而无陇西、天水，李注盖误。

[118]《汉书》卷六《武帝纪》。

[119]《史记》卷六《秦始皇帝本纪》。

[120]《后汉书》卷一三《窦融传》。

[121]唐长孺《北凉承平七年（公元449年）写经题记与西域通往江南的道路》（刊《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

[122]《晋书》卷八七《凉武昭王传》。

[123]唐长孺《北凉承平七年（公元449年）写经题记与西域通往江南的道路》。

[124]《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

[125]《隋书》卷六七《裴矩传》。

[126]《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

[127]《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西州》。

[128]王去非《关于大海道》（刊《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

[129]《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130]《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注》引阚骃说。

[131]王去非《关于大海道》。

[132]《汉书》卷五四《李陵传》。

[133]《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

[134]唐长孺《北凉承平七年（449）写经题记与西域通往江南的道路》。

[135]《宋史》卷四九〇《于阗国传》。

[136]《宋史》卷四九〇《于阗国传》。

[137]《宋史》卷四九〇《回鹘国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