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由于自然条件的特殊，是一个农牧兼宜的地区。远在大月氏人和乌孙人、匈奴人的时期，这里就是一个天然的牧区。如果回顾到更早的新石器时期，如前所说，由民乐县东灰山文化遗址所发现的碳化小麦、大麦、高粱和粟、稷，就可以显示出这里的农业是有悠久的渊源的。
河西地区是相当广大的，可是戈壁和沙漠的范围却也是很不小的，而且愈接近北边和西陲，就愈益明显，甚至超过了农田和牧场。这种特殊情形确为内地各处所少有。就历史的发展看来，不论其为农为牧，其生产的获得都能满足当地的需要，有些时期还可受到其他地区的称道。这在当地人口相对稀少的时期是不足为奇的。就在人口较为稠密的时期也未见过分依赖其他的接济和扶持。当然在突出发生自然灾害和受到封建统治阶级过分剥削时期也是免不了若干艰苦，但这就不仅河西这个地区如此，就是其他自然条件更为优越的地区同样是未能幸免的。
在月氏、乌孙、匈奴诸族居住的时期，整个河西都属于游牧地区。游牧地区的人口一般都不是很稠密的。人口有限，游牧所得是不会过于匮乏的。月氏、乌孙、匈奴之间互相争执，这是民族之间的矛盾，与当地的生产应该没有多大关系。就是后来浑邪王杀休屠王降汉，也只能说是匈奴单于处理不当，而不能再涉及其他方面。
从事农耕的人们进入到河西，首先的要务就是改变相当广大的一部分牧场为农田。这样并未能降低当地畜牧业的重要性，也许还会因此而使畜牧业有所提高和发展。就在西汉时，“凉州之畜为天下饶”[64]，已成为当时社会的定论。西汉凉州有今甘肃一省之地，说到产马的地区，河西应该更为优越。为了保障边塞，各郡太守都是以兵马为务。如果不是马多马好，是不能完成任务的。
这里畜牧业的发展是基于自然的因素，并不因王朝或政权的起伏而有兴替。《魏书·食货志》曾经指出：“世宗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统万为赫连夏国的都城。北魏灭夏在太武帝始光四年（公元427年），灭北凉在太武帝太延五年（公元439年），其间相差仅十余年。《魏书》从平统万说起，是其时已注意这一方的畜牧业。其后更扩展到秦陇以至于河西。这里虽泛指畜产，其实更注意于戎马的繁殖。后来孝文帝就以河阳为牧场，每岁自河西徙牧于河阳。正是因此而“河西之牧弥滋矣”[65]。就是再后到了隋代，河西诸郡还是和安定、北地、上郡等郡的风俗相同，“勤于稼穑，多畜牧”[66]。这是说，农业虽已有发展，畜牧业却并未因之而萧索下去。
西汉时于北边西边分置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养马三十万头[67]。这些马苑分布于安定、北地等郡，河西各郡不在其中[68]。唐初为了养马曾设四十八监，养马区域跨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亦未扩展到河西诸州[69]。明代于陕右宜牧之地设监苑，跨地二千余里。其后惟存长乐、灵武二监[70]。其他各监所在地不可俱知，似亦与河西无涉。河西宜于畜牧，不列于养马之地殆因其地临边，易受边外诸部所侵夺。西汉时匈奴入侵，多虏人民畜产[71]，甚至进入养马苑，夺取马匹[72]。这样的情形也见于唐代。唐时突厥引兵内侵，有一次就掠凉州羊马[73]。这就不能不引起有关王朝或政权的注意和防范。但这并不就等于说，河西不能养马。唐代中叶，王忠嗣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就曾由朔方、河东引得战马九千匹[74]。唐时河西、陇右本为两道，王忠嗣为节度使乃是兼领河西、陇右道。两道皆临边，所得的九千匹马，就不能不有一部分分牧于河西。明代养马地区虽未涉及河西，然其初年始定北边牧地时，就曾规定：“自东胜以西至宁夏、河西、察罕脑儿，以东至大同、宣府、开平，又东南至大宁、辽东，抵鸭绿江又北千里，而南至各卫分守地，又自雁门关西抵黄河外，东历紫荆、居庸、古北抵山海卫，荒间平野，非军民屯种者，听诸王驸马以至近边军民樵采牧放，在边藩府不得自占[75]。”这条规定包括地区相当广阔，就有河西在内。到了清代，蒙古族内附，长城已不复再起作用，于是甘、凉、肃三州和西宁就各设马厂，分五群，群储牝马二百匹，牡马四十匹。这不仅是在养马，而且是以之为种马厂的。稍后甘州厂改属巴里坤，实际上还是保持河西马厂的规模的[76]。清朝崩溃后，山丹县作为种马繁殖场所，依然延续很久。迄至现在，居住在河西的蒙、藏、裕固、哈萨克各族仍然在从事游牧生活。前面曾经提到肃北、天祝、肃南、阿克塞四个自治县，就是为这些蒙、藏、裕固、哈萨克人民建置的。同时也说明了这几个县境的绝大部分土地都是牧区。当然还应该指出，河西的畜牧业并不是以这四个自治县为限的。
河西历来在农业方面的成就，可与畜牧业相埒，甚至超过了畜牧业。如果不是荒歉之年，也没有过分的人为灾难，河西还不至于出现难以克服的粮食问题。如前所说，河西各地最早的户口记载，是在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这一年河西四郡共有户71270，有口280211。四郡属县多寡互有不同，所有户口亦因之而异。每县平均户口自然参差不齐。张掖郡所领10县，平均每县有户2435，有口8813，这是最多的数字。敦煌郡所领6县，平均每县有户1200，有口6389，为诸郡中最低的。就当时全国各郡来说，这是属于人口最为稀疏的地区。前面还曾提到唐代天宝元年（742年）河西诸州的户口。这一年除沙州无户口数外，凉、甘、肃、瓜四州共有户31553，有口155827。凉州所领5县，平均每县有户4492.4，有口24056.2。这是最多的数字。瓜州所领2县，平均每县仅有户238.5，有口2493.5，为诸州中最少的。唐代河西诸州中独无天宝元年沙州户口数。即令以贞观年间的户口代替，五州的户口总数也不如西汉元始二年河西四郡的众多。户口总数不多，而每县平均户口最多的凉州，却超过了西汉最多的张掖郡。这是因为唐代河西各县面积较大，各州领县较少的缘故。西汉元始二年，河西四郡共领35县，武威、张掖两郡最多，各领10县，最少的敦煌郡也领有6县。唐代天宝元年，河西五州共领13县，最多的为凉州，所领5县，其余四州皆只有2县，所以按每县平均计算户口，前后就颇有悬殊。虽然不免悬殊，却都没有发生过严重的粮食不足问题。
远在秦始皇时，蒙恬驱逐匈奴，开设九原郡，为了供应阴山上下防边驻军和新徙来移民的粮秣，曾大举运输粮食。这些漕粮最远取之于黄、睡、琅邪负海之郡[77]。黄县在今山东黄县东，睡县在今山东福山县。琅邪为郡名，其治所在今山东胶南市南。总起来说，都是在今山东半岛的东部。由今山东半岛东部运粮至今内蒙古阴山之下河套附近，路途是十分悬远的。这样悬远路途运输粮秣，自然劳民伤财，甚至有人认为这是秦亡的一个原因[78]。汉武帝开拓土宇，远较秦始皇时为广大，朔方、五原两郡和河西四郡都是这时期设置的。土宇较前广大了，各处新地的粮食供应如何解决，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当时为了取河南地，筑朔方，“转漕甚远，自山东皆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并虚”。为了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地，担馈饷，率十余钟致一石，散币于邛僰以辑之”[79]。这确实都是劳民伤财的大事。稍后“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于县官”[80]。这当然也是劳民伤财的大事。不过前后不尽相同。取河南地，筑朔方，都是军事行动，通西南夷道，也是巨大的工程，这都不属于迁徙人口从事农业生产，不能不供应所需的粮食。至于徙民实边，就和前两者异趣。前文论及这次迁徙人口事，谓所迁徙的地区应包括河西四郡在内。所以为这次迁徙人口而耗费的帑金，也应该包括河西四郡在内。诚然，这次所迁徙的人口“衣食皆仰给于县官”，不宁惟是，对于这些迁徙的人户不仅要“贷与产业”，还要“使者分部护，冠盖相望”，其结果就难免“费以亿计，县官大空”。试一设想，当匈奴人在此游牧之时，不事营建，仅居于帐幕之中，而此帐幕又随水草盈竭而时时移徙。匈奴人被逐远去，茫茫原野，势必是毫无栖止之地。新来的迁徙人口将如晁错所说的，“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81]。而新开垦的土地未必就能处处丰收，也是事理所必然的。所谓衣食之费是不能不仰给于县官的。经过几年的经营，迁徙到新地的人口，“男女有婚，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畜长，室屋完安”，这就不需要县官的扶持，迁徙的人口是会“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的”。
这样的效果是相当明显的。汉武帝愤胡粤之害，屡兴兵戎，于是“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相奉”[82]。其时对于西域的用兵，先后也有几次，情况似略有不同。武帝停止轮台屯田诏书中曾经指出：“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诸国兵便罢，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甚众[83]。”这段诏书所言不外三事：一、汉军在西域的军糈供应，率多仰给于当地诸国；二、行军时军队自带的粮饷；三、河西的支援，最东只远到张掖郡。在这篇诏书中并未提到由内地转运漕粮，实际上也不需要从内地转运。轮台诏书颁布于李广利以军降匈奴之后。李广利之降匈奴在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由征和三年上溯三十二年为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这一年汉始置武威、酒泉郡[84]。由此可知，经过三十二年的经营，河西四郡的农业已有一定的基础，不仅满足当地人口的需要，还可能供给用兵西域所需的粮饷。
这样情形还可见之于十六国时期。十六国时期是一个兵戈扰攘、社会极端混乱时期。由于各国霸主的争夺，各地人口经常有大量的迁徙，难得有较为稳定的户口数字。这里不妨举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的户数，以事论述。其时凉州一州统郡8，县46，户30700。所统的8郡中，金城郡不应列入河西诸郡数内。金城一郡领县5，有户2000。河西诸郡共领县41，有户28700，平均每县有户700。永嘉乱离之后，凉州较为安谧，故内地人口多趋向其地。前文引《晋书·张轨传》，谓其时“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虽未悉其具体数字，由张轨为之特设武兴郡，可知是相当多的。其后苻坚、李暠时皆有徙入，已见前文，不再赘陈。苻坚和李暠所徙不下二万七千余户。以此数加上西晋太康元年的28700户，应有55700户，而张轨时所徙入者尚未计入[85]。虽不能和西汉平帝元始二年相当，亦不能说是过为稀少。在这样分裂的乱世，凉州以东的霸主们是不会运输粮食到西方的。凉州这些人口都应是依靠当地农田的收获为生的。不仅此也，李暠据有敦煌时，为了向东略地，还曾在玉门、阳关等处广田积谷，为东伐之资[86]。李暠所据有的土地于诸凉中最为狭小，稍稍广田积谷，便可维持一方政权，还可练军经武，谋向其东各处扩张。李暠的西凉如此，前凉和后凉，南凉和北凉也都是在这样情况下巩固它们的政权的。
当然这并不排除当地所遇到的自然灾害和人为设施不当因而构成的一些困难。唐代初年，河西陇右的虚耗凋敝，确曾引起若干顾虑[87]，经过一番努力和振作还是能够有改观的。拙著《论唐代前期陇右道的东部地区》一文中曾征引陈鸿祖《东城老父传》对此作过说明。东城老父于安史乱后回忆天宝年间富庶的景象，曾经说，“河州敦煌道，岁屯田，实边食，余粟转输灵州，漕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还曾征引《明皇杂录》所说的：“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所谓陇右当然是包括河西在内。在那篇拙著中曾经辨明这两条记载，并非完全都是实录。天宝末年，河州敦煌道确曾运输过相当数量的粮食，漕下黄河，以备关中凶年。其实这是当时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为了争取唐玄宗的宠信而故弄玄虚。不仅唐玄宗中了圈套，就是东城老父这样与唐玄宗有关的人也都信以为真。《明皇杂录》更扩大其辞，竟说“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这样不实之辞原是不值一驳的。不过还应该再作推索。哥舒翰由河州敦煌道运粮至关中，固然是为了争取唐玄宗的宠信，但河州敦煌道的粮食还是运输出去了。这证明了当时河西的农业还是有相当的成就的，是可以满足当时河西人口和驻军的需要的，但不能说过分富饶。哥舒翰为了争取唐玄宗的宠信运出了粮食，只好另谋补偿的办法，借东土的漕运来供给了。《明皇杂录》所说，过分夸大，益见其为讹妄。正因为河西农业所产的粮食能够自足，是无须假借外地的资助，也未见到有关外地资助的记载。后来元稹在《西凉伎》一首诗中所说的“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88]，虽系得自古老的传说，却还是近乎实录的。(www.xing528.com)
在这样悠久的年代中，河西的农业是怎样取得成就的？除当地农民的勤劳耕耘外，至少有两点是应该得到称道的：其一是开发农田水利灌溉，其二是尽可能扩大农田的地区。
我国先民从事农业生产，对于灌溉水利向来是重视的。为了能够灌溉，经常在可能的条件下进行渠道的开凿。这就有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这种事例史不绝书。就在西汉中叶，曾经有过一度高潮，河西各处受益不少。《史记·河渠书》在论述汉武帝堵塞瓠子决河之后，接着就说：“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这只是笼统的说法。《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就较为具体。据《地理志》所说，张掖郡觻得县，千金渠西至乐涫入泽中。觻得县在今张掖县西北，当时为张掖郡的治所。乐涫为酒泉郡属县，在今酒泉市东南。羌谷水出南山羌中，经觻得县西北流，再折向东北至居延入海。这就是现在的黑河，也称张掖河或弱水。千金渠当是利用羌谷水开凿渠道的。以地形度之，这条渠道可能长达200公里，自然是一条大渠。敦煌郡中的籍端水和氐置水也被引用溉田。籍端水今为疏勒河，也是一条古川，灌溉面积不会很小。《地理志》系籍端水于冥安县下。冥安县在今瓜州县东南。冥安县东北有渊泉县，据阚骃所说，地多泉水，故以为名。渊泉县近籍端水，当也受到灌溉的利益。阚骃为晋时敦煌人，曾仕于沮渠蒙逊，以舆地之学名家，著有《十三州志》。以舆地学者言乡邦事当不会偶有舛讹。由阚驷所说，不仅可知西汉时籍端水的灌溉作用，还可知这条河流直到十六国时对农业仍然有所裨益。氐置水的灌溉区由龙勒县开始。龙勒县在今敦煌市西南。氐置水流经敦煌市，敦煌市也应列入氐置水的灌区之中。氐置水由龙勒县东北流入于泽中，如前所说，这个泽应在今敦煌市北或稍东北处。《汉书·地理志》敦煌市所领的6个县中，除这里已经提到的还有效穀和广至两县。颜师古于效穀县下注说：“本鱼泽障地。桑钦说：‘孝武元封六年，济南崔不意为鱼泽尉，教力田，以勤效得穀，因立为县名。’”而广至县的昆仑障又为宜禾都尉治所。县以效穀为名，都尉又以宜禾相称，皆说明当地农业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效穀县在敦煌市东北，其西就是氐置水下游，当地农业能够有成就，应与氐置水分不开的。广至县又在效穀县之东，也可能与效穀县同为氐置水的灌区。酒泉县治所的福禄县，在呼蚕水流域。呼蚕水今为流经肃州市的北大河。《汉书·地理志》于呼蚕水条下未言及溉民田事，然酒泉郡有灌溉渠道已见于《史记·河渠书》中。酒泉郡于呼蚕水之外别无大川，则《河渠书》中所言灌溉，除呼蚕水更无足以当之者，不能因《地理志》失载而置之不论。河西还有一条谷水，流经武威郡及其所辖的武威县的城外。《地理志》亦未一言其溉民田事。河西四郡中，张掖、酒泉、敦煌三郡治所分别为觻得、禄福、敦煌三县，这几个县能够作为郡治，应各有其具备的条件，至少也是和它们作为灌区，农业能够获得成就有关。准此而言，濒于谷水的武威县，也是应该得到谷水的灌溉的。河西四郡都有能够灌溉的条件并能充分加以利用，农业能够取得成就，那就不是意外的事情了。
欧阳修撰《新唐书·地理志》，于唐代各州农田水利皆备载无遗，独于河西的凉、甘、肃、瓜、沙五州竟未着笔一字。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于河西诸州中仅详载瓜州晋昌县的冥水，并说：“自吐谷浑界流入大泽，东西二百六十里，南北六十里。丰水草，宜畜牧。”所说的冥水就是汉时的籍端水。汉时籍端水如上所云，是可以灌溉民田的。可是到了唐代，却仅仅是“丰水草，宜畜牧”，前后差别是很大的。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可能是由于天宝以后，河西为吐蕃所据有，职方之臣未能掌握其地的情况，李吉甫已无足够的材料可供撰述，异代之后欧阳修当更不易着笔了。其实唐代前期河西各地并不是就无农田水利的设施，拙著《论唐代前期陇右道的东部地区》中就曾列举了三宗以资证明。在那篇拙著中是这样说的：“武则天时陈子昂就曾说过：‘甘州诸屯皆因水利，浊河灌溉，良沃不待天时。’稍后冉实也曾在凉州利沟洫，积糗粮。开元年间，张守珪为瓜州都督，更取得可观的成就。瓜州地多沙碛，本不宜于稼穑，又每年少雨，只能以雪水灌溉，其时当王君㚟败没之后，州城残破，渠堰尽毁，张守珪修复了州城，整理了渠道，为州人所称颂。”这样一些成就是会博得当时后世的称颂的。
河西的降水量一般是稀少的。当地对于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的兴修自来是十分重视的。如果没有其他意外的变化就可一直沿用下去。实际上若是不能得到水利灌溉，种植农作物就难保不遇到困难，甚至将颗粒无收。所以利用和保护旧渠是刻不容缓的。前面说过，西汉在取得河西之后，兴修农田水利不遗余力，因而能使农业获得显著的发展。魏晋继之，一方赓扬前功[89]，更注意修理旧渠[90]。后来到了十六国时期，戎马倥偬，农田水利自难得到修整，史籍亦未见有关记载。可是五凉霸主并未因田亩歉收而多有顾虑，这是在前面已经论述过的。唐宋时期，河西农田水利亦未多见记载，可是灌溉事业并未因此而多所废弛。其遗迹尚多完整，未尽湮塞，当是长期为后世所利用，故能保存至今。今年（公元1988年）秋初，中国唐史学会部分同志组团远赴敦煌、哈密、鄯善、吐鲁番等处考察，海亦偕同前往。途中得识敦煌研究所李正宇君。李君正在撰述《唐宋时期敦煌县河渠泉泽简志》。其中所述唐宋时期敦煌县河渠泉泽及水利设施共103所。文中所附《唐宋时期敦煌县诸乡位置及渠系分布示意图》，就显示出当时敦煌县十二乡及沙州城附近50余所河渠泉泽。当时农田水利设施历历可睹。敦煌于河西地区最居西端，尚且如此，其他各处至少皆当与敦煌相同。可知历来河西各处农业能够有所发展，而且取得相当成就，并非偶然。
河西于汉武帝时始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武威郡治姑臧，其故城在明凉州卫东北二里[91]。明凉州卫即今武威县。张掖郡治觻得县，其故城在宋张掖县西北四十里[92]。宋张掖县即今张掖县。酒泉郡治福禄县，即今酒泉市城[93]。敦煌郡治敦煌市。敦煌市于唐时为沙州治所。今敦煌市西南有沙州旧城，与今县城隔党河相望，当系汉敦煌郡的遗址。四城城址虽间有改动，最远不超过40里，不能说是很大。这可以说，西汉中叶人士选择城市位置的知识和能力是相当高明的。城市的形成诚然有各种不尽相同的因素，时易世异，有些因素可能已失去作用，城市却不至于有根本的变化，就足以作为证明。河西城市应是受到一些自然条件的制约，由于戈壁和沙漠掺杂于农牧地区之间，而为农为牧又各有其渊源。这四个郡城的设置显然都与当地适于耕耘，而农业都能获得成就有关。自西汉初建四郡，历经隋唐而至于明代，河西在阻隔祁连山南和合黎山北游牧民族的交往，确如有关王朝的期望，起过一定的作用。而丝绸之路的开辟和畅通，这几个城市也能绾毂其间，使往来无所阻碍。
在这四个都具有一方都会的城市中，姑臧犹为重要，又较为繁荣。凉州人户的稠密，于这四个都会中最居首位。历来有关河西人户的记载，皆未言及这四个都会中的具体数目，然由各郡（或各州）的人户数字按所领县数平均分配，其间分布的稠稀是明显可见的。虽是以县数平均计算，然郡治或州治所在之县的人户必然较其他各县为多。这是普通的道理，无待于多事阐述。这样说来，武威郡及后来凉州治所的姑臧县，人户之多应为河西诸县之冠。前文根据汉唐两代的记载，指出西汉元始二年时武威郡所领10县，共有户17581，有口76419。平均每县有户1758，有口7642，姑臧县的人户应多于这个数字。也指出唐代天宝元年，凉州所领五县，共有户22462，有口1202813。平均每县有户4492，有口24056，姑臧县的人户也应多于这个数字。前文还曾征引唐代岑参的诗句：“凉州七里十万家”，这是说当时凉州繁荣的情形。实际上当时凉州的人户仅多于4492，是否就达到5千户，还未敢必，如何能够说是十万家？有唐一代，作为都城的长安、万年两县，皆为京兆府的属县，天宝年间，京兆府领23县，共有户362921。平均每县为15779户。长安、万年共治于都城之内。按平均数计算，两县共有户31558。实际上两县的户数应该超于此数，然距十万家仍尚很远。远在边地的凉州，如何能够说上有十万人家？显然是在诗人笔下过于夸大了。虽然如此，姑臧城在河西还是规模最大和最为繁荣的。姑臧城本为匈奴所筑，匈奴被逐，这座城就为汉人所沿用，似未闻有所增筑。西晋末年，张轨为凉州刺史，始大城姑臧，南北七里，东西三里[94]。其周围当为20里。后来到五代时，其城依然方幅数里[95]。这在河西是少见的。今武威县城为明时所筑，周11里有奇[96]。明时度制与晋制略有不同，相差不应过大，今武威县城显然较小于晋时的姑臧县城。西汉时，武威郡和河西其他三郡居于同等地位，似无若何差异。唐时凉州为中都督府，瓜、沙二州皆为下都督府，甘、肃二州皆为一般的州，且又均为下州[97]。这其间就是有所区别的。唐初，玄奘西行求法，道过凉州。据其所见闻，“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业往来，无有停绝”[98]，繁荣的情形跃然纸上。及节度使制度建立，凉州更为河西节度使驻节之所，更有利于当地繁荣的发展。前文征引元稹《西凉伎》诗中所说的“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虽系旧时传闻，谅非虚语。直到北宋时还有人说：“唐之盛时，河西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乐[99]。”
河西次于凉州治所武威县的都会为张掖县。张掖县于隋时为张掖郡的治所，其实就是汉时张掖郡治所觻得县。觻得县于晋时改为永平县，隋开皇时改为酒泉县，大业时又改为张掖县[100]。隋时西域诸国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101]。张掖于此时作为与西域诸国交市的地点，当与交市监的设置有关。交市监，隋初于缘边各地设置，掌互市，参军事，出入交易。炀帝时改为互市监[102]。当时对于西域各国相当重视，炀帝特令裴矩主其事。裴矩时为吏部侍郎，名为称职[103]。隋制，吏部侍郎为正四品，诸缘边交市监视从八品[104]，贵贱相差甚远。炀帝令裴矩主其事，而且还兼程前往张掖，可知其重视的一斑。裴矩到张掖后，即招诱诸国，先后至者十余国[105]。这就使张掖城趋于繁荣。由于隋帝的招徕，张掖城的繁荣迄于隋季当不至凋零。唐时河西节度使驻节凉州，其副使则驻节甘州，这对于张掖的繁荣是会有所帮助的。张掖城是繁荣了，但武威城却并未因之而衰落下去。前文曾征引《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证明唐初凉州的繁荣。玄奘至凉州为贞观三年事，上距裴矩监张掖互市，尚不到20年。在此期间，张掖正在繁荣时期，对于凉州似无若影响。
最能引人注意的，则是敦煌。莫高窟的开始兴建，远在前秦之时。其后陆续开凿，并未稍有止息。隋唐时期施工益为繁多。这由诸石窟的雕塑艺术和题名、石刻可以一一覆按，尤其是不少的供养人像显示其为来自西域的远客。这些远客的莅临正显示出敦煌有一定的繁荣。自张骞通西域后，西域和内地的交往，不论其出入阳关或玉门关，都必须经过敦煌。前往西域者，出阳关或玉门关前，都必须在敦煌重整行装，补充给养，以便远涉戈壁不至遭受更多的困难。其来自西域者，沿途历经奔波，甚至艰险，得至敦煌，便当稍事休整，再继续长途跋涉。一些胡商还可就地销售所携来货物，即可专返原地，计划再度来此贸易。有此诸因，敦煌的繁荣是无待疑问的。不过有一点还须稍加解释。十六国时期，李暠建立西凉政权，即以敦煌为都。其后又迁都酒泉。这次迁都并非由于敦煌的萧条，而是李暠图谋向东扩展。李暠在迁都之前，曾大集群僚，慷慨陈词，谓“今惟蒙逊鵄
一城，自张掖已东，晋之遗黎，虽为戎虏所制，至于向义思风，过于殷人之望西伯。大业须定，不可安寝，吾将迁都酒泉，渐逼寇穴”[106]。这段言辞至为明显。李暠的迁都纯从政治与军事着眼，敦煌废不为都，只是其所在位置偏于西僻，延缓它的东向扩展，和敦煌的繁荣萧条是不相关的。
其实，以敦煌的富庶是可以支持一方的政权的。唐代中叶，吐蕃乘安史之乱，占据了河西陇右各地。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唐以全国之力防御吐蕃东侵，防秋之兵难得解甲稍息。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年），沙州人张义潮阴结英豪归唐，竟能战胜吐蕃守军，奉瓜、沙、伊、肃、甘等十一州地图归国[107]。张义潮虽能奉唐正朔，然远在西陲，实不易得到长安的助力。到了五代，曹义金仍能绍继张氏的旧勋，巍然系一方的安危。直至宋时，西夏强盛，沙州方为所并。以敦煌为中心这样的地方力量，能够继续存在，固然是张义潮、曹义金及其后继者毅力壮志的具体表现，如果不是敦煌的繁荣和沙州的富庶作为基础，恐怕也是难于支持这样悠久的年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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