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居民族类和人口变化

河西夹处于祁连、合黎两山之间，又当东西交通的孔道，故来往居住于其间的族类相当繁多，而且还不时有所变化。这样的变化对于河西各方面都会发生影响，这是关心河西的人士所不应忽视的。

论述这样的问题必须从头谈起。根据《史记》和《汉书》的记载，最早出现在这里的是月氏和乌孙，接着则为匈奴人。张骞出使西域时，匈奴已驱逐月氏而据有其地。张骞的出使就是为了联络月氏和汉朝共同对付匈奴。据张骞所说，月氏始居敦煌祁连间。张守节解释说，初月氏居敦煌以东，祁连以西。又说凉、甘、肃、瓜、沙等州本月氏国之地。这五州的治所就是现在的武威、张掖、酒泉、安西和敦煌。是河西之地由东迄西本来皆是月氏的居地。张骞初次由西域归来，得知乌孙本为匈奴西边小国，拟招之益东，使居故浑邪之地。此事见于《史记·大宛传》。匈奴浑邪王故地，汉已设为张掖郡。张骞这样设想，只是为了联络乌孙，共断匈奴的右臂。可是在《汉书》中却另有新意。《西域传》说：“乌孙本与大月氏共在敦煌间。”《张骞传》则说：“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小国也。”至于谋求乌孙东迁，则是因为“蛮夷恋故地”，故“招以东居故地”。是乌孙原来所居之地不限敦煌一隅，而达于张掖郡。如果乌孙故地东至张掖郡，则如何能与月氏“共在”，也是一个问题。关于乌孙和月氏的初居地，学者间早已有所论及，日本学者也曾发表过宏论，似宜再作深入研讨，不过已非本文范围，故暂不再赘陈^[15]。

乌孙和月氏是否就是河西初民？目前未闻多所议论。《史记·大宛传》说：“大月氏，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汉书·西域传》也说：“乌孙，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显然都是以游牧为生的。游牧族类不娴于农耕，或者根本不谙于农耕，可是1985—1986年，在民乐县城北27公里发掘的东灰山文化遗址，却显示出另一种境界。在这个遗址所发现的有炭化小麦和大麦，还有高粱和粟、稷。据测定距今5000多年^[16]。这样多的农产品不是游牧族类所能够种植和收获的。应该说，河西曾经居住过月氏、乌孙和匈奴人，只是根据史籍的记载，但他们并不一定就是河西的初民。

西汉中叶，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降汉，这是河西一宗大事。浑邪王降汉后，汉设五属国以处其众。五属国分隶天水、安定诸郡。张骞说汉武帝：“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故浑邪地空无人”^[17]，就是指此而言。但这并不等于说，河西从此就没有匈奴人了，实际上匈奴在河西的影响还是相当深远的。浑邪王降附后，汉在河西设了武威等4郡和35县。有些郡县名称分明是采用了外来语。当时不仅设了敦煌郡，还有敦煌县。敦煌郡治所就在敦煌县。敦煌二字作何解释？东汉时应劭曾经说：敦、大也，煌、盛也。以敦作大解，见于《扬子方言》。以盛释煌，可能就始于应劭本人。这样的解释，总不如武威、张掖的确切，更不如酒泉的具体，似未能得其奥义。闻之于谭季龙教授，这敦煌二字可能是当时的外来语。是否为匈奴语？还有待于考核。其他一些县名，匈奴语是不少的。武威郡治所的姑臧县，据王隐《晋书》说，这本是匈奴的盖臧城，语讹为姑臧^[18]。武威郡还有一个休屠县，另外还有一个休屠泽。这个县名和泽名用不着多作解释。本来要和浑邪王一同降汉，后来为浑邪王所杀的休屠王，其名称正是和这个县名和泽名相同。而这个休屠县还是休屠王的都城^[19]。张掖郡的觻得县和休屠县也相仿佛。因为这个县本为匈奴觻得王所居，所以就用其王名为县名^[20]。还有几个县名，如武威郡的揟次县、扑县、媪围县，张掖郡的屋兰县、日勒县，敦煌郡的龙勒县，皆不能得其确解，是否为匈奴语，有待论定。谨志于此，容作质疑。其实不仅郡县名称沿用匈奴旧名，就是一些山水名称也未能例外。前面曾提到祁连山，就是沿用匈奴语。匈奴语称天为祁连。山称祁连，极言其高也。祁连山之北，有焉支山，在今山丹县南。匈奴失去祁连、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21]。”以焉支山与祁连山并提，则焉支山当也是匈奴的本名。匈奴失去焉支，竟使其妇女无颜色，可见山上所产之物可作为妇女装饰之用。后世以胭脂作为化装用品，胭脂当为焉支同音语。焉支山亦名删丹山。删丹山亦当为匈奴语，删丹县的得名与此山有关。今删丹县改写成山丹县。焉支、胭脂、删丹、山丹皆用到现在。

河西诸地不仅有匈奴孑遗，而且还有葆塞蛮夷。葆塞蛮夷之名始见于《史记·文帝纪》和《匈奴传》，为降附于汉而居住塞下的族类。匈奴曾侵盗这些上郡蛮夷，明其和匈奴不同。葆塞蛮夷既居于塞下，当非上郡一郡所独有，河西诸地亦应不稍少其踪迹。《汉书·地理志》，张掖郡有骊靬县。此骊靬当即《史记·大宛传》《汉书·张骞传·西域传》记载的黎靬。黎靬为西域国名，东汉时称为大秦。骊靬为县名，当是因骊靬降人而设置的。以域外降人设县，亦见于上郡的龟兹县。其县也是因龟兹国的降人而设立的。这在汉时已是通例，无足为奇。然由此亦可以证明河西有骊靬人。

匈奴浑邪王降汉后，河西的匈奴人内徙到五属国所在地，如何来填补这样的空隙？必然是由内地徙民实边。浑邪王的降附在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史记·匈奴列传》说：这一年“徙关东贫民处所夺河南新秦中以实之”。《平准书》则列此事于元狩三年。至于徙民的地方则添上关以西。徙民之数也确定为七十万余口。《汉书·武帝纪》于元狩四年却载：“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皆似与河西无关。按：汉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在元朔二年（前127年）。匈奴失河南地后，亦举族远去，朔方、五原郡皆须徙民充实，不应迟至6年之后始行徙民。元狩三年，山东诚被水灾，徙民就食不能稍迟，何能迟至元狩四年冬季，始克就道，当时河西已空无人居，为什么只徙到陇西、北地，而不至于河西？颇疑所说的只是一事，史家未能详记，遂使失真。

由于内地迁来了人户，也由于当地的滋养生息，到西汉末年，河西的户口已达到相当可观的数字。据《汉书·地理志》元始二年（公元2年）所载，河西四郡具体的户口数为：

武威郡所属10县，有户17581，有口76419；

张掖郡所属10县，有户24352，有口88731；

酒泉郡所属9县，有户18137，有口76726；

敦煌郡所属6县，有户11200，有口38335。

四郡合计，共有户71270，有口280211。在当时各边郡中，都不能算是很多的。

河西四郡在当时都还有一定的富庶因素，比起内地来总是有点不及处。河西四郡又首当汉与匈奴冲突的要地，是容易受到从事游牧族类的骚扰和侵略的。迁徙到边郡的人口如何能够长期居住下去，不能说不是一个问题。汉朝有一条明文规定，居住在边郡的人不能随便向内地迁徙。这条规定，直到东汉后期都还有效。东汉后期，敦煌张奂以功当封，悉辞不受，唯愿徙属弘农华阴。正是因为张奂功大，才破格得到听许^[22]。这样的特例只有西汉杨僕以军功请移函谷关一事差相仿佛。杨僕为新安（今河南新安县）人，新安则在函谷关外。杨僕欲作关内人，而又不愿意移家。会建立功绩，因请以家财移函谷关至新安县，并得到汉武帝的许可^[23]。杨僕移关只能说是偶然的特殊事件，和张奂破例内迁还是有所区别的。

两汉这条规定虽说是严格，却难得永久持续下去，在王权政衰，国内有了乱事时，就不易奏效。魏晋继起，再不闻有所限制。西晋末年，永嘉乱起，洛京倾覆，中州沦为战场，人士逃逸，四散离析，大部渡江南去，至于河西者亦非少数。其时张轨方为凉州刺史，由于“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因分武威郡别置武兴郡以居之^[24]。十六国霸主迭兴，中原乱离未已，西来避难仍时有所闻。前秦苻坚还曾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畴不辟者亦徙七千余户。其间武威、张掖以东之人西奔敦煌、晋昌者亦有数千户。西凉李皓以酒泉为都，皆徙之于酒泉。因分南人五千户置会稽郡，中州人五千户置广夏郡，其余分置武威、武兴、张掖三郡^[25]。显得当时河西有所增多。也许当时河西人口稠密度超过中原，实际上远未能赶上西汉元始二年。

后来魏收撰《魏书·地形志》，备载黄河下游各州户口，这是永嘉乱离以后始见的较为完全的记载。空谷足音，殊堪称道，惟以武定为断，致使瑕竟掩瑜。武定为东魏孝静帝年号自543年至550年，就以东魏来说，已是季世。其时关西早隶西魏版图，魏收称之为沦陷诸州。其中偶然亦记户数，却据永熙馆籍。永熙为魏孝武年号，自532年至534年。532年至533年，魏室尚未分为东西，不能说到沦陷。惟已在孝明帝孝昌（公元525年—528年）乱离之后，就难得一概而论。据说孝昌乱离之际，“恒代而北，尽为丘墟；崤潼已西，烟火断绝；齐方全赵，死如乱麻，于是生民耗减，且将大半”^[26]。故《地形志》所记载的凉州，所统十郡二十县，仅有三千二百七十三户，较之西汉时户数最少的敦煌郡犹有不及。

如果说到河西户口再度较为繁多的时期，应该数唐代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这一年河西诸州的户口数为：

凉州（武威郡），所属五县，有户22462，有口120281；

甘州（张掖郡），所属二县，有户6284，有口22092；

肃州（酒泉郡），所属二县，有户2330，有口8476；

瓜州（晋昌郡），所属二县，有户477，有口4987；

沙州（敦煌郡），所属二县，有户4265，有口16250^[27]。

凉、甘、肃、瓜四州共有户31553，有口155827。加上贞观年间的沙州户口，共有户35818，有口132077。就是加上贞观年间的沙州户口，也还没有西汉元始二年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户口之多。(www.xing528.com)

再往后说，能够有河西各地总的户口数，那就要等到清代^[28]。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对于河西各处户口有如下的记载：

凉州府，属县五，有户182862，有口284131；

甘州府，属县二，有户79841，有口282496；

肃州，属县一，有户22537，有口319768；

安西州，属县二，有户6094，有口77873；

两府两州共有户291334，有口964268^[29]。

这样的数字不仅超过了唐代的天宝元年，而且也超过了西汉的元始元年。这样的差异可能有几个原因：其一，由嘉庆往上溯，河西的承平时期较长，可以上溯到明代初年。明代嘉峪关外诸卫虽偶争执，皆未引起若何事端。惟土鲁番曾寇肃州，明廷视为一方大患，其实河西并没有受到很大的骚扰^[30]。明清易代之际，河西亦大致平静。当时河西户口当不至于有所减少。其二，到了清代，回部内属，嘉峪关再不起阻隔的作用，自有助于河西的稳定。其三，嘉庆《大清一统志》所载的“今滋生民丁男妇大小”，乃是指雍正时摊丁入地，不再增收口赋，因而各地滋生的民丁男妇大小皆呈报户口，而无所畏避，遂使户口数目大为增长。河西各府州的户口显然多于前代，也是合于情理的。

这些户口数字中是否包括居住在河西的从事游牧生活的人们或其他的族类？这就未可一概而论。两汉时没有明文规定，可能是两种情形都会有的。东汉初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比率众内附，居于西河美稷。“亦列置诸部王助为扦戍，使韩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贤王屯朔方，当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云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将军屯雁门，栗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当时八部共有四五万人^[31]。平均计算，每部约在五六千人之间。据《续汉书·郡国志》所记载顺帝时这几郡的人口数为：西河郡，20838；北地郡，18637；朔方郡，7843；五原郡，22957；云中郡，26430；定襄郡，13571；雁门郡，249000；代郡，126188。东汉户口极盛时为质帝永嘉二年，而质帝即上承顺帝，亦可谓近于极盛之时。此时上距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比居于西河美稷已将近百年。百年之间，休养生息，人口应有一定的增长。可是朔方郡仅有7843口。如南匈奴右贤王部众犹在，而未有所增添，若列于当时户口簿中，则朔方郡非以游牧为生的人口的仅有一二千人。当时朔方郡所领六县，每县将只有两三百人，这是和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不过也有例外。前面曾经提到西汉张掖郡所属的骊靬县。这个县是骊靬降人建置的，就不能说是没有骊靬人，而这些骊靬人的户口也应为张掖郡的官吏所执掌。就是一般保塞蛮夷也应该是一样的。唐代前期，承周隋之后，对于各地人口采取授田办法。当时规定：“丁男中男给（田）一顷，笃疾废疾给田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若为户者加二十亩，所授之田十分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32]。当时居于域内的以从事游牧为生的人们似未能共享这样的待遇。唐初于周边各地置羁縻州，以处内属的游牧部落及其他族类。这些羁縻州的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隶于凉州者就有乾封等州^[33]。契苾部落之居于甘、凉之间，就可以为例证。契苾部落本铁勒的别部，贞观初年，契苾何力随其母率众千余家诣沙州奉表内附，太宗置其部落于甘、凉二州。及薛延陀强盛，契苾部落皆愿从之，并执何力至延陀所^[34]。这显然是游牧部落的本色，可见其居于甘、凉时并未改从农耕。契苾部落虽未见置有羁縻州的记载，其贡赋版籍当亦不隶于户部。到了清代，这样的差异显然已经泯没。清代规定：除外藩札萨克所属编审丁档掌于理藩院外，其各省诸色人户由其地长官造册送于户部，至若回、番、羌、苗、瑶、黎、夷等户皆隶于所在府厅州县^[35]，和一般齐民相同。

事实上亦是如此。自东汉末年至于魏晋，由于中原王朝的萎靡不振，未遑兼顾域外，不仅缘边各郡人口逐渐向内迁徙，而西北两方的游牧部落也随之内迁。迄于西晋，“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36]。关中如此，边郡可知。及（晋怀帝）永嘉丧乱，先后起伏的所谓十六国霸主，泰半皆出自游牧部落。当时祁连山北先后建有五凉政权，除前凉张氏及西凉李氏外，后凉吕光为略阳氐人，南凉秃发乌孤为河西鲜卑人，北凉沮渠蒙逊为临松卢水胡人。南凉鍮勿仑说其主秃发利鹿孤的一段话，正足以看出这些霸主的本来面目。鍮勿仑说：“昔我先君肇自幽朔，被发左衽，无冠冕之仪，迁徙不常，无城邑之制，用能中分天下，威振殊境。”因之，鍮勿仑建议：“宜署晋人于诸城，劝课农桑，以供军国之用，我则习战法，以诛未宾^[37]。”而秃发傉檀征集戎夏之兵，竟至五万^[38]。吕光主簿尉祐叛光，亦曾煽动百姓，故夷夏多从之^[39]。而吕光自西域东归，将至武威，胡夷皆来款附^[40]。可知当时河西族类，相当繁杂，为数亦殊不少。

这些族类来到河西，是各有其渊源和造因的。当时的统治者似未多加以诱导，鸠摩罗什东至凉州，实因苻坚有意的罗致，以前秦破灭，暂时淹留^[41]。李皓虽曾并击玉门以西诸城，而广田积谷实为东伐作准备^[42]。直至隋炀帝时，始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当时张掖已发展成为和西域交往的都会，西域诸国来者多在其地交市。裴矩以礼部侍郎主管交市事，遂因诸胡商各自言其国的山川险易，并其本国服饰仪形，丹青模写，撰成《西域图记》三卷。据其所云，共有四十四国，可见来到河西胡商的众多。后复奉炀帝命往张掖引致，西蕃至者十余国。炀帝西巡，行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设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国皆谒于道左^[43]。这些国名都不易一一稽考，仅以来朝的国数来说，也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了。这些来朝的国君不会久居于河西，可是其影响所及，不会短期泯没的。由于这样的渊源，河西的胡人不仅为数众多，而且在当地的社会上已隐然成为一种力量，甚至可以左右当时的政局。唐初，受命执李轨的安兴贵、安修仁兄弟就是久居于凉州的胡人。安修仁曾经对高祖说过：“臣于凉州，奕代豪望，凡厥士庶，靡不依附^[44]。”这当然不是一般流寓的商胡了。当时像安氏兄弟这样的胡人在凉州应非少数。李轨的谋主梁硕曾因凉州诸胡种落繁盛，劝说李轨防范剪除^[45]。

就在李轨平灭后的十年，玄奘西行求法，途次来到凉州。这时凉州更为繁荣，玄奘在此也受到社会上的特殊礼遇。据其弟子慧立等所述，可见一斑。慧立说：“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业往来，无有停绝。时开讲日，盛有其人，皆施珍宝，稽颡赞叹，归还各向其君长称叹法师之美，云欲西来求法于婆罗门国，是以西域诸城无不预发欢心，严洒而待。散会之日，珍施丰厚，金钱、银钱、口马无数，法师受一半然灯，余外并施诸寺^[46]。”所说的虽仅限于玄奘讲道的场所，凉州商胡人数的众多以及举动的豪华，应是其他各地所难以比拟的。

凉州胡人之多亦见于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一诗。诗中说：“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47]。”由这句诗中判断不出凉州胡人有多少，但他特别提到胡人，至少可以说当地的胡人是很多的。

这里所说的胡人，只是概括的名称。王国维著《西胡考》，谓自汉世，匈奴与西域诸国之人皆有胡称。其后匈奴寝微，西域之人遂专有胡名^[48]，故裴矩招诱西域诸国，总称之曰诸胡。这当然不包括居于北陲的突厥和回纥。不过突厥和回纥诸部也兼有胡人，即所谓九姓胡是也。河西节度使治凉州，其副使则居甘州，这是为了督察九姓部落^[49]。可能是由于驻于甘州的河西节度副使的控制，九姓部落尚未见内徙于河西事例。然回纥、契苾、思结、浑诸部却曾杂居于凉州界中^[50]。契苾即前面所提到契苾何力的部落。唐德宗朝曾建立功勋的浑瑊，即出自浑部^[51]。这四部不仅居于凉州，甘州界内也有踪迹。其南徙在武后时，由于突厥默啜方强，夺取铁勒故地，故相率迁入唐境。其后回纥以私怨杀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君㚟，梗塞安西诸国入长安道路，寻为唐军所逐，复奔于突厥^[52]。

安史乱起，唐朝西部防边之兵皆东归平定内乱，吐蕃乘间侵扰，遂尽取河西陇右诸地。吐蕃侵河西，虽有几条道路，这时出兵却是由东趋西。凉州的陷落在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甘州在永泰二年（公元766年），肃州在大历元年（公元766年），瓜州在大历十一年（公元776年），沙州在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53]。吐蕃既据有河西，唐人遂尽沦为奴婢^[54]。迄于文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年），沙州首领张义潮始驱逐吐蕃守军，奉瓜、沙、伊、肃、甘等十一州地图来归^[55]。张义潮所献诸州中，有瓜、沙、肃、甘四州而无凉州。直至僖宗咸通二年（公元861年），始由张义潮取得，奉献归国^[56]。其后吐蕃衰弱，余部有浑末者，居于甘、肃、瓜、沙诸州间。浑末亦作嗢末，为吐蕃奴部。吐蕃旧法，出师必发豪富。豪富隶军中，皆以奴从。这些奴仆平居则散处耕牧。及吐蕃乱离，奴无所归，相聚合数千人。不仅居于甘、肃、瓜、沙四州，河、渭、岷、廓诸州亦有之^[57]。

浑末的居地不包括凉州。凉州也不是没有吐蕃的。《宋史·吐蕃传》载后汉、后周之际，“凉州郭外数十里，尚有汉民陷没者耕作，余皆吐蕃”^[58]。后来到宋真宗咸平元年（公元998年），有所谓河西军左厢副使、归德将军折逋游龙钵来朝。河西军就是原来的凉州。折逋游龙钵当是吐蕃族人。据其所言，河西军旧领姑臧、神乌、蕃禾、昌松、嘉麟5县，户25693，口128193，今有汉民300户。所谓旧领县及户口数，皆唐天宝年间凉州未陷没前旧制及数字。这时当然不能恢复到天宝年间的实况，但当地汉民确是很少的。

唐中叶后，徙居于河西者尚有回鹘。回鹘即回纥，唐初固曾一部居于甘凉间，前文已经论及。回鹘曾佐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称雄一时，其后为黠戛斯所攻，内部亦有未能和谐，又为唐边将所攻，部众离散，其一部在庞特勒率领下，入居于甘州，且有碛西诸城。而另一大酋仆固俊则自北庭击吐蕃，尽取西州轮台等城。然居于甘州者已无复昔时之盛^[59]。五代北宋时犹时与中原通往来，今维吾尔族及回族盖其孑遗也。

继回鹘之后，党项亦曾入居于河西。西夏为党项族建立的政权。西夏控制了河西，正说明河西已有党项的居处。西夏进攻凉州，早在宋真宗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至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又有谋劫西凉，袭回鹘的消息，大概都未能如愿^[60]。其后于宋仁宗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攻拔甘州，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取瓜、沙、肃三州。而这一年元昊的版图，已包括凉州在内的河西全土。并以甘州路为右厢，驻军3万人，以备西蕃、回纥^[61]。自西夏取河西土地后，各族遂未再见记载。

西夏为蒙古所灭。迄于元朝灭亡，蒙古族之在河西，亦如在内地一样，居住往来无所阻滞。其时色目人的地位仅次于蒙古人。色目人包括相当广泛，举凡畏吾儿、钦察、唐兀、阿速、乃蛮、汪古等皆在其中。河西各处不仅多蒙古族，亦多色目人。敦煌石窟壁画中，元时所绘者，就显示出有蒙古族和色目人的图像，可以作为证明。

就是后来到了明代，蒙古族并非和河西就没有关系。明代为了防御鞑靼和瓦剌，在北陲修筑长城。长城的西端起自嘉峪关，嘉峪关在今酒泉市西。其遗迹大部尚留在地上，可供凭吊。长城之北就是内蒙古自治区。由于长城限制，其时的蒙古族人不易南下而至于河西居住。可是嘉峪关外就迥然不同。嘉峪关的建立，说明明朝的版图就止于斯处。这里有蒙古族人，也有旧受元朝控制的其他族人。虽在嘉峪关外，明朝仍加以羁縻。明初就在这里设安定、阿端、曲先、罕东、赤斤蒙古、沙州诸卫^[62]。安定、曲先两卫皆在今青海省西北，阿端卫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若羌县。惟罕东、赤斤、沙州三卫在河西。赤金蒙古卫就在嘉峪关外，今玉门市西北有赤金堡，就是当年卫址的所在。沙州卫在今敦煌市。这里本是古沙州，因以为名。罕东卫在赤斤卫之南，嘉峪关西南，敦煌市境内。沙州卫后废，其地建为罕东左卫。

这些族类的居地因时而有变迁。明英宗正统十一年（公元1446年），沙州卫人全部入塞，居于甘州，凡200余户，1230余人，而沙州遂空。后来罕东卫就据有其空地^[63]。这样的变迁在以后的年代里，仍不少见。1949年以来，于各族聚居之地设立自治县。迄今已成定制的有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